扶苏有些明白过来，汉武帝选择将盐铁官营，之后的所有王朝，都毫无例外的奉行这种政策，且严厉打击私盐的原因了。
不仅仅是因为盐铁生意，有着巨额的利润，而是这两样物品，实际上与国家大政方针息息相关。
没有了食盐，人便会浑身无力，得浮肿病，而铁器，尽管此时应用还不是十分广泛，可未来，铁将会取代青铜，横行天下。
这样的物品，一旦被私人垄断，那结果无疑是可怕的。对于国家来说，亦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只不过，要彻底杜绝盐铁私人营运，不仅需要官府制定有关的法令，并且执行，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
马克思说过，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于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藐视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即便是绞死自己的绳索，资本家也会愿意出售。
虽然在这个公元前的世界，资本连萌芽都没有，地主阶级应当还处于新兴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是，道理是相通的。
贩卖食盐的利润何止百分之三百，五百文一斗食盐，这价格比其他地方的食盐价格，可是翻了十倍都不止。
如此利润，已然能够驱使一个人做出这世间任何丧心病狂之事了！
这般想着，扶苏一行人已然来到了临淄。
在这个时代，临淄乃是当世人口聚集众多的大城池，唯有现如今的咸阳，以及安邑，大梁能够与之媲美。
在战国之时，齐国亦是首屈一指的大国，即便是变法之后的秦国，齐国亦是很长时间与秦国并列，到了后面，更是并称东西二帝。
只不过，五国伐齐，却是将齐国打的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沦为了二等的国家。
诸侯国之中，只剩下一个赵国勉强和秦国抗衡。
虽是如此，可是临淄如今的繁华却是依旧不减当年，依旧是有着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大都市。
在这个公元前的世界，一个城池的人口能够达到四五十万，已然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了。
而扶苏则是一身便衣进入了临淄，此时亮出身份，扶苏以为并没有什么作用，有过一段民间游历的扶苏深切的知道，在这山东六国故地，秦地的掌控很是微弱。
相反，倘若大张旗鼓的进入临淄，反倒会让一些人产生警惕，更是有可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到那时，自己便是格外的被动。
自己在明，敌人潜藏暗处，扶苏断然是绝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的，实在是太过于危险了！
来到这临淄，扶苏并未急着去找张良。
想要从四五十万人口狎聚的城池之中找出一个人来，无疑是大海捞针，若是此人有心躲藏，想要将其找出来，更难。
扶苏来到这临淄，首先去的自然是稷门，而稷门最为有名的自是稷下学宫。
如今的稷下学宫已然不复当年的兴盛繁华，随着最后一任稷下学宫的大师荀子的离去以及秦国吞并天下的步伐开启，稷下学宫彻底没落。
说起来，荀子被分为黄老学派还是儒家学派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其原因便是因为荀子的思想之中，夹杂着太多的黄老思想，带有极为浓厚的黄老色彩。
故而，荀子千年以来，一直是被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的，皆是认为荀子背离了孔孟之道，而走入了异端他途。
而荀子关于礼法部分的思想则是吸收了黄老学派的思想进而创立出来的。
故而，荀子最终教导出来的三名弟子，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而李斯则是法家坚定的支持者，入秦为嬴政谋划，兼并六国，一统天下。
而张苍，为西汉丞相，以黄老思想执政，成功的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的法家，亦是有不少人认为其继承自儒家，而实际上，法家乃是由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共同浇灌出来的果实，甚至于来说，法家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更多一点。
韩非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专门著作撰写《解老》和《喻老》两篇，其余篇幅之中亦是多见黄老思想的痕迹，而在另外的篇幅中更是直接写明：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可见韩非对于两者的态度。
稷下学宫创建自齐威王初期，乃是齐威王变法的产物，而稷下学宫最初的作用便是为齐国田氏为取代姜氏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和论证，以此来巩固其统治地位。
为此，齐国王室自是不惜余力在稷下学宫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而吸引了天下的学士来到了此地，学士之间互相争辩，诘难，吸收彼此的学问和思想，进而促进了天下学术之间的互相争鸣。
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了中华文化史上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奇特景象。
全盛时期的稷下学宫几乎包含诸子百家中的各家各派，汇集天下的贤士人数多达千人，可谓是群英荟萃，不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等，皆是可以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
想起这些，扶苏亦是有些心驰神往，这样的文化盛景如今却是不复存在，亦是令扶苏心中感到颇为惋惜。
忽然间，扶苏心中一动，当年的齐国做得，大秦就未必做不得，这山东六国的百姓对于秦国的归属感甚是薄弱。
若是能让稷下学宫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水平，那么完全可以在稷下学宫之中令这些当时的学问大家进行探讨和论证，为秦国一统天下寻求合法性，乃至于顺势提出大一统的理念，亦是一步极佳的妙棋。
扶苏深知，在山东六国这些故地，秦廷说的十句话只怕也未必顶的上这些学问大家一句话，稷下学宫的存在，将意味着大秦在山东六国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增强。
未来的国事方针策略，亦是可以让这些天下的贤士进行讨论，进而选取其中优秀的方案作为国家大政方针，避免国家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