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位青年朋友来拜访鲁迅，拿来一本新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6期和第7期的合刊。翻开一看，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还有梁实秋的两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前一篇文章宣扬超阶级性的人性论，说资本家和无产者的人性没什么两样，而文学是超阶级的，不能让文学受阶级的束缚，要给文学以自由等等。后一篇文章则直接将矛头对准鲁迅，说鲁迅翻译作品是“硬译”和“死译”，指责鲁迅翻译的作品“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将鲁迅对革命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全部否定了。两篇文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本刊物里的论文前后互相“照应”，后一篇是前一篇的余波，其实质都是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梁实秋声称：“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梁实秋自认为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全盘否定了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宣传介绍的功绩。
鲁迅同新月派者早就有过“交情”，过去曾和新月派人物陈西滢交过锋。新月派是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文学、政治的流派。新月派是因组织“新月社”（1923年）文艺团体、出版《新月》月刊（1928－1933）而得名。新月派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多是“现代评论派”的重要人物。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学上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对于新月派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行径，作为革命文艺战线的老战士自然不能坐视，对于梁实秋之流的恶毒攻击，自然不能听之任之，惯用短小杂文对敌作战的鲁迅，1930年3月，发表了一篇万余字长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新月派的反动言论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梁实秋之流的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回击。特别是，针对梁实秋宣称文学无阶级性、吴稚晖的“什么马克斯牛克
斯”以及某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等荒谬绝伦的论调，鲁迅进行了逐条分析严厉地批驳。
梁实秋说，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人性并没有两样”，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梁实秋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人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是因为人生有异而与阶级无关，企图以此来抹杀文学的阶级性。鲁迅郑重指出，“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
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梁实秋说，“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武器，将文艺作为宣传品，“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作无产文学”，但“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鲁迅深刻地指出，“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并强调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鲁迅无情地揭露梁实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
就这样，鲁迅将梁实秋批驳得体无完肤。
在同新月派论战中，创造社成员也站到鲁迅一边。创造社的冯乃超
在《拓荒者》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阶级社会的艺术》的文章，也对梁实秋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并称之为“资本家的走狗”，并说“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这下子可触怒了梁实秋，恼羞成怒的梁实秋马上写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梁实秋狂叫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鲁迅针对梁实秋的荒诞无稽之谈，于1930年4月19日写了一篇题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对梁实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批：“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