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王明之死
“西北三马的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军事问题。红军和西北三马的斗争，将是长期斗争！任何妄想一战摧毁三马势力，一战解决三马问题的想法，都是极危险的左倾冒险主义。”
八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三马问题自然谈论的焦点。中央红军高层和军方代表，通过会议确认了未来解决三马问题的初步意向：稳妥为主，稳扎稳打，做好打长期战的准备。而用后世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在西北站稳脚，然后通过经济战，消耗战，一步一步地削弱、蚕食三马的潜力，待时机成熟时再一举剿灭。
陕北方向，1935年余下的时光到明年开春这半年的时间，主要的战略重点，还是首先站稳脚跟，然后逐步稳妥地向外扩张势力影响范围，从北面向南边的杨虎城西北军形成军事上的压力。这个时期，红军在这一带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清除这一带“民团”、地主武装、马匪等散乱势力，建立根据地的基层组织，逐步地把西北军的势力，从周边农村中挤出去。
至于西北的三马，尤其是紧临的“宁马”力量，目前其还龟缩在宁夏，暂时不敢妄动，但其若来犯，则坚决地出击消灭。
会议讨论结束后，整个陕北地区，军事上将交由彭帅负责，内政上则由张闻天主持。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承受”力量，以及陕北面对的军事力量，这一带红军暂时只保留两万的军队。
而大量的红军主力，这是则是积囤在从天水到宝鸡这一线的区域。
八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后半程讨论的，就是汉中问题。
从黄克口中，未来的几年，整个西北地区都将是“多灾多难”的“荒年”，当地民众连养活自己都十分困难。在陕甘宁地区，无论打哪路军阀，都不过是把养活十余万红军压力，转嫁给其他贫苦地区的平民。虽然红色政权在廉洁方面远胜这些凶残的军阀，但朝西北发展开打拓空间，并不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佳的手段。
“汉中平原才是关键！胡宗南在未来能在西北养兵二十万，主要依靠的就是汉中平原的产出。”
PS：点前面的井符号可看入汉中地图
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陕西南部的汉中，是诸葛亮和姜维，出祁山伐中原的出发地。
由汉中到西安，中间大片山脉阻隔。
具体通道，从西到东，共有五条
第一条就是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夺天水，却因为失街亭而败北的那条古道，若要由天水反攻入汉中，其路线为天水-祁山-陇南（武都）-阳平关-汉中，这一线。这也是这个时期民国常用的一条通道，路况较好，但是缺点是路线最远。从天水到汉中，后世的公路距离就有近四百公里。
第二条路线，则是著名的陈仓古道，不过由于年久失修，荒废多时，民国时期这条道路得到修茸，其出口就在宝鸡市的大散关。
陈仓道从陕西宝鸡至汉中，因秦汉时所置陈仓县而得名，秦岭北侧又有散关控扼山川，故又称散关道。楚汉相争时，刘邦正是采用了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策略，从陈仓道出兵，一举击败三秦王，占据关中，与巴蜀连成一片，从而奠定了其问鼎天下的根本。
建国后建成的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的宝鸡至凤县段，民国时期修建的联通西北和西南的大动脉——川陕公路的汉中至凤县段，走的便是古陈仓道。过去胡宗南进出汉中，走的也是这条道。
第三条路线，就是褒斜道，靠西安（长安）侧出口是斜谷（三国演义里曹操鸡肋，斩杨修发生地），其靠汉中侧出口叫“褒谷”。褒斜道位于陈仓道之东，北起眉县斜水谷口，南至褒水，故有此名，诸葛亮出川北伐也多走褒斜道。
褒斜道距离虽比陈仓道近，但还有一条比褒斜道更近的秦岭古道，这就是骆谷道。又叫傥骆道，靠西安（长安）侧出口叫骆谷，汉中侧出口叫傥谷——名气似乎不大，但历史上钟会灭蜀时，走的就是这里和儴斜道这两条路线。
骆谷道北起陕西周至县的西骆水谷，南至傥水，故又称傥骆道，全长240公里，为秦岭所有古道中距离最短者。
骆谷道距离虽短，但行此路却异常艰难。需先后经过西骆水、黑水、湑水、酉水、傥水等多条河谷地带，翻越各河谷之间十八盘岭、秦岭主脊、兴隆岭、牛岭等数座秦岭高大山峰，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十分艰险。
而第五条道同样也和三国有关，即三国著名的魏延提出来的，从汉中兵出子午道奇袭长安，这是距离西安最近的一条道。但是这里哪怕是到近代，都处于半开发状态。强走这最后两条路结果，大概和炮党军过野人山差不多。
兵出川北后，红军在甘南一路扫荡，接收胡宗南的地盘时，南方的行军路线，其实开始在为未来进攻汉中做战略预备。
拿下天水之后，这边的红军高层还在开军事会议时，红军第三十军和红五军就已受命南下，夺取天水-祁山-陇南（武都）-阳平关-汉中这一线的中间城市。一星期后，入关中的红三十军先锋部队，轻易地拿下兵力空虚祁山-陇南（武都）两地，而后更向阳平关进军。
而半个月后，出川的红军主力已兵压宝鸡，和西进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前，当时的红军也“随手”从杨虎城部手中强行抢下了陈仓古道入关中出口：大散关。原本守大散关的是胡宗南部的地方部队，在得知红军全歼胡宗南部，大军正朝大散关杀来时，守军吓得直接弃关南逃。而后该处被杨虎城短暂接收，谁知握在手里还没过几天，红军主力就杀到关下，再度不战易手。
陈仓古道到手后，红军同样派出一偏师南下，开始向汉中渗透。但也只是把这一片山区，建设成类似川北的游击区。
之所以没有象天水水线的红三十军般，一口气南下二百公里强夺祁山和陇南（武都），主要原因，却在这段时间，薛岳和朱培德先后入汉中了。
在红军全歼胡宗南集团的第二天，喜欢“地图作业”的常凯申打开地图一看，就恐惧地发现，原先胡宗南控制的甘肃东南，即陇右，陇南（武都）之地，以及陕南汉中之地，全部成了“无兵”，可任人跑马圈地的无主之地。
而他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同样也在这时发出警告，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二十天内，汉中就会易手“白送”给红军。
在心里大骂胡宗南无能，失我陇右陇南，又要令我再失汉中，真是该死！为了救急填补势力上的空白，他首先是调取距离汉中最近的湖北朱培德部的第三军入汉中。但是第三军主力距离陕南汉中较远，此时要过来已来不及。
而红军在全歼胡宗南部后，仅用了六天就直取天水，四天后一只偏师就开始攻打祁山、陇南（武都），进展速度实在太快。
按朱培德第三军的行进速度，等他们赶到汉中早凉了。
汉中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常凯申深知此地不可失，拿着地图左瞧右看，发现距离汉中最近的本方部队有二。
一是陕西的杨虎城部，他的西北军南下，从宝鸡出发，走陈仓古道，就近十天之内就可以到达汉中，占据地利，保此地无忧——但这样的作法，等于把汉中送给这个“不是自己人”的杂牌军。而在红军即将杀到陕西的时刻再调走西北军主力，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等于把整个陕西白送给红军！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另一条最现实，也最可行的做法，就是急调正在川中，“进退不得”，鸡胁般尴尬的薛岳部，走历史上的“刘皇叔夺取汉中地路线”，抢在红军主力部队入汉中前填补胡宗南留下来的空白。
但调走薛岳部的第五军，也就意味着，四川这块常凯申含在嘴里的“杂生饭”，要彻底吐出去了。
起初，常凯申是坚决不肯同意这样做的。
四川他想要，汉中也不想丢！
但是当八月十八日，红三十军开始逆行诸葛亮一伐中原的古道向汉中进军时，在周边洋顾问和其他左右地一再警告下，又得知第三军到现在“还在湖北慢慢地爬”的坏消息后，常凯申万分不愿地命令薛岳部紧急驰援汉中。
此时的汉中，已一日三惊。听闻红军将会南下入汉中，当地的豪强地主也在胡宗南残部和常凯申的鼓动下，紧急重建了第一师——此时的第一师，实际上只是套了一个壳子，以汉中的治安部队、天水的逃兵为主体，加上当地各种乱七八槽的地主团练，土豪武装七拼八凑起来，其编号也很“后娘养的”：补充第一师，然后全部塞到阳平关一线。常凯申不指望他们能击退红军，但只要能撑到援军到达就行。
从成都到汉中，有一川陕公路。正好是1935年开始修建，历史上到1936年六月完工。这段时间其实已修好了一小段。本就处于行军状态中的薛岳部第五军没有多拖延，在第一时间就掉头急驰汉中。
而在知道常凯申中央军瘟神要走，四川内各地土军阀们，也一改先前“不合作不反对”的冷漠态度，沿途对薛岳部的92,93师两部“箪食壶浆,欢送王师（瘟神）”，热情得不得了......
抢在红三十军攻占阳平关，打开进入汉中的入口前，薛岳部先一步到达汉中。而这时红军高层方面在确认薛岳成功赶到汉中，闪击汉中的计划流产时。也已意识到，夺取汉中的战略形势还不成熟。命令三十军返回陇南（武都）祁山一线，和薛岳的部队形成“隔着密集的山谷对峙”而后陈仓古道这一线情况也差不多。
到九月时，双方的战略形势这时已初步稳定下来。
从汉中出走三国古道进陕西或甘肃，最西边的两条道，在双方各持一端的前提下，都变成了令人头痛的，类似松潘对峙的战略困境。红军想入汉中难，汉中的薛岳部想过此地入陕也难，双方谁都无法寸进，谁先攻，谁先死，两方只能隔着百公里的秦岭隔离带，对望空耗。
陈仓古道出口，大散关以北以西地区，有超过十万红军盘聚于此。出口被堵，此时的常凯申，要想追剿红军，只老实地走潼关-西安一线，老实地在那儿用上半年的时间囤积兵力粮草后才有可能。强行在汉中囤积十几万大军，然后再在秦岭山区行军数百里，冲出汉中进入甘南，这里脆弱的补给线根本支持不了。
常凯申再怎么头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剿匪长征，已全面失败。进入西北中央军势力虚弱的“朱毛二匪”，现在已有如蛟龙入海，猛虎入林，喘过气来后，很快就会象在江西时一般，“凶猛开始再次的发育”。
九月北方已开始入秋，十月后更将开始降雪转冷，此时大部分主力南方人的中央军，就算是再“热情”剿共，也不可能穿着夏装在冬季入陕甘。
九月份后的常凯申，一边暗中重整旗鼓，调兵潜将，一边假装和谈，却也不得不把“剿匪”大计，放到了第二年。
然后就是和“共匪”们谈判，为了释放第1师与49师那帮废物们的磨嘴皮喷口水时间。
某日，常凯申在日记中记道：
“共匪，又将越剿越多！”
“多年心血，一朝尽丧！胡宗南误我！伍成仁误我!”
宝鸡是红军在陕南力量东边的分界线。
以宝鸡市区为分界线，红军占领了南边和西边所有的山地制高点的有利地形，独独把宝鸡市到西安这一片地的平原地区“让”给了杨虎城。
城市是西北军的，大部分的农村和山区却是红军的。
面对着陕北会师后，总兵力已超过十万，全歼了胡宗南部的红军，杨虎城在宝鸡队的守军部队是“敢怒不敢言”，只能非常憋屈地困守住从宝鸡到西安的几处战略节点，任凭委员长怎么催促，也不肯出兵。
宝鸡周边的几处战略要点，北边的千阳县，西边的新民乡，南边的天台山，陈仓古道出口，此时全在红军的控制掌握中。
攻打红军？那是不可能打的，打死我也不会主动去招惹的！
在中央主力红军到来前，“单挑”都常被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按在地上痛殴的西北军，哪里有胆子招惹数十倍于刘志丹红军的主力红军。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数年，西北军围剿刘志丹红军的代价，就是把对手一度打得“枪比人多”。
九月五日，红军在宝鸡，向杨虎城主动释放了一批战俘，共一千人——这批战俘，这批战俘基本都是非战斗兵员的“辅兵”。早在拿下天水后，红军就首先释放了一批“甘陕”本地人，宝鸡释放战俘其实是第二波了。
战俘被释放的当天，宝鸡市记者云集，其中不少是千里迢迢赶来的第1师和49师的家属，更有大批的“外地记者”，有的记者甚至是从上海和北平赶过来的，其中也包括了外国记者。
释放战俘的地点，是在宝鸡城外红军与西北军双方默认“分界线”的交界处。这里以一道干涸的小河沟为界，河东属于西北军，河西则是属于红军，二者之间简单了随便拉了条绳子，就算是隔离带分界线了。
杨虎城带着他的警卫连，身边还围绕着上百名记者，正用极复杂的表情，看着对面那一大片穿着中央军军服的“友军”战俘。
作为一个从底层打爬上来的“老军阀”，杨虎城非常明白“能伸能屈”的道理。半个月前红军大兵压境时，他主动撤出宝鸡外围的战略要地“示好”，同时放任红二十五军过界。而后在双方私下的秘密交流中，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红白”分界线。
红军会在宝鸡释放战俘，在一个星期前就通知了杨虎城，由他来做出接应安排。
负责双方交涉的中间沟通人员，却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左翼人士”，“真国母”宋庆龄女士为首。第一师成立于黄浦，大量的骨干人员出自广东。由于其是“天子门生”，更是被许多炮党高官视为“登龙门”的“从龙”之地。
松潘之战后，红军这边通过宋庆龄的关系“传个话”，其家属自然而然就跟着她一起坐火车先至西安，然后再从西安转至宝鸡。这群家属人数足足超过了有四百人。
这些高官家属，本身就是支持常凯申的政治力量的基础。个个都有着各种七大姑八大姨，勾连起来，在国民党内的声音非常地大，又有“国母”带头。即使是常凯申，也无法在这个时期阻止他们来宝鸡看望“家人”。
事实上这段时间，常凯申正在焦头烂额中。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各种党内势力，最近又不太老实起来，各种变着法子在炮党会议上说怪话，搞小动作，配合着左派势力，各种恶心着常凯申。好不容易被他压服的各路军阀们，除了“老实”的义弟张学良外，其他的各方势力，此时全在蠢蠢欲动。
“我身为民国的委员长，身边一堆猪队友和坑队友，我容易吗？”
此时已从成都飞往汉中坐镇的常凯申，正遥看着宝鸡方向，心里有苦说不出，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就是他的现状。
松潘-包座战役，对常秃子的“打击”之重，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在拆东墙补西墙之下，快要吃到肚子里的四川省，被迫吐了出来。伸向西北地区触手，只余下汉中这一小块孤岛独苗。
红军公开在宝鸡释放战俘，二次揭他的创疤。事前向全世界发出通知，各种幕后黑手暗中推波助澜，媒体大肆炒作，弄得沸沸扬扬，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只能借镇守汉中之名躲在这儿等事情再次冷却。
要看常凯申出丑的，这回可不止是国内的势力，还包括国外的力量。
其中最热情的人，就是苏联和日本。
日本人自然不必说，他们巴不得中国的中央政权分崩离析，重新回复到从前军阀乱战的局面去，常凯申是越狼狈越好。
苏联方面，则是出斯大林同志报复和炫耀的心态。
松潘-包座战役后，廖贝舍夫很快就发现，原本一直黑着脸的斯大林同志，脸上的微笑突然比从前多了不少。不久前，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后，更难得地拿着电报嗬嗬地笑了好几秒。
斯大林同志最近心情好转，自然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突然峰回路转有关。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同志“捡回”了部分被人“丢掉”的“面子”和洗掉了身上大量的“污水”。
出于保密的原因，在共产国际的内部通报里，“张国焘是叛徒”，这一案件的揭发者，是苏联自己，是斯大林同志英明的遥控指挥，抓住了这个潜伏在红军内部最大的叛徒，这全是他的功劳。
其次，中国革命过去“连续失败”的原因真相，也找到了。
并不是外面一直私下“谣传”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乱指挥，而是某些人自以为是地乱来，乱改电报，借“斯大林”之名乱发指示，假传圣旨。这些人是叛徒，是特务，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害群之马，他们现在已经被揪出来了！
我，斯大林，被甩了很多年的黑锅，不该背的黑锅终于甩掉了！
第三，就是松潘包座之战的神奇反转，斯大林同志终于把多年前四一二后，被常凯申抽肿的脸一事，狠狠地报复回来了。
包座战役爆发时，斯大林就极关心那儿的进展，在他听到中国方面传来伍豪，李润石纷纷被俘的情报后，起初大惊，一番急电过去，很快得知这是“假的”，而且还被告知几天后就会有“神反转”，而后“神反转”也如期发生，直把常凯申的脸打得肿得多日不敢见人。
而斯大林在得到第一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当晚是开心地喝了一大杯伏特加。
出于报复常凯申的心态，斯大林指示苏联特工在各国媒体多报道此事。把前后的反转变化一事，当成国际笑话广泛宣传，让常凯申的脸直接丢到国际去了——也幸好常凯申手下怕他知道此事后气得杀人，联手装傻瞒着他......
心情极佳的斯大林，在把电报递给廖贝舍夫，让他也看看过瘾之后，他对秘书道：“这份电报的内容，一定不是中国的那些老同志想出来的，极有可能那个神秘的海蛇手笔。”
廖贝舍夫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因为这电报的内容，太调皮了。中国的那些同志，都很正经，会提出这么调皮的想法的，只会是个很年青，而且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年青人。目前的情况看，也只有海蛇能让他们发出这样的电报了。”
说到这，斯大林脸色一变，露出几分怒意，然后道：“同样是年青人，有的年青人是怀着纯真的理想加入我们的事业，比如那位给我送重要材料的海蛇同志。他虽然年青，却充满朝气，有能力且对革命忠诚，这样的年青人我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他是个年青人的吗？他给我的那些俄文报告，很敢说，很敢讲，几乎是拐着弯在告诉我，你被王明耍了，你被米夫骗了，你象傻瓜一样地被人骗了很多年——”
说到这里时，斯大林冷冷地自我嘲笑着，感叹着：
“只有年青人，只有不知天高地厚，却还怀着一颗忠诚，纯粹的革命心，没有太多个人想法的年青人，才敢这样对我说真话！你知道吗，这真的太不容易了，廖贝舍夫同志了，我能听到真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斯大林这种一半开心，一半恼怒的状态，却让廖贝舍夫毛孔紧竖，他知道这是他快要杀人的前兆。
“相反，某些人，他们也很年青，心里的想法却太多，太自以为是了......”
斯大林脸上的笑容这时全部敛起，然后下令道：“告诉北平那边，让他们按这份电报上的要求作。要快，搞得热闹些，不要省钱，尽可能多的叫些人去......”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苏联驻北平大使馆，以及上海办事处的特派人员，挥舞着“金戈布”，满世界地寻找愿意去宝鸡抢新闻的记者，洋记者，国产记者，只要愿意去宝鸡，来回的差旅费全包。而这个时期，本着让常凯申出次大丑，打击他在国内威望的日本人，也不遗余力的推了一把，加上各方军阀暗中相助，事情从一开始，就是红红火火。
羊群效应一旦形成，就会越拱越大，英美苏日法意德，几大流氓国家的记者全齐了。如今的宝鸡市，一百多中外记者云集，近百台照机架起等着拍照，热闹得就象是国联大会。
混在远处的戴笠，看着这一幕，也是郁闷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委员长在国际上再次丢个大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这次被常凯申委派到这里来，任务一是审查这些被释战俘，弄清包座松潘战败的真象，二就是不能让这些记者把这事炒大炒热变得不可收拾。可是现在这般中外记者云集的场面，戴笠哪里有办法阻止。
表面上，俘虏释放，是由宋庆龄牵头，可是现在宋庆龄的身后，可是站着整个黄埔系的家属。红军已放出风声：允许所有的俘虏家属前往天水的俘虏营看望。释放一千名普通战俘，只是大餐前的小甜点，后面的家属跟着红军一起去天水探望战俘，这才是重中之重的大戏。
一百多名黄埔校友（战俘），加上他们有关的上千条师生好友关系组成的人际网，即使是特务头子戴笠，也是不愿意和这张网络对抗的。
“老头子，这委屈你就自己忍着吧，我是不想得罪这么多同窗的。”
面对这种无法完成的任务，戴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释放俘虏的过程很简单，杨虎城这边特派出个特使和红军那边的代表稍稍交涉一下，红军那边一挥手，就开始放人。
红军那儿一切顺利，杨虎城这边却出了一点事：早有准备的中统和复兴社的人，立刻在第一时间把这批人圈起来，隔绝了他们和记者外人接受，等待他们的，自然是无尽的“忠诚审查”。
无论是过来抢新闻的记者们还是俘虏，肯定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结局，现场一阵骚乱过后，随着红军那边的代表表示，他们将开放“探亲通道”，保证家属们看望战俘的来去自由和人身安全，同时也欢迎记者前去天水采访后，记者们的注意力，瞬间就被转移了。
然后现场由小乱变成大乱。
几百号人，从家属到记者，直接一窝蜂穿过警戒线，直接往红军的控制区涌，杨虎城这边的人拦都拦不住，也不敢拦。
因为，带头的人，就是庆龄女士！这可是真正的“国母”啊！(民国的，不是共和国的)
她以国母的身份，去看望“中山先生”的“学生”，何人敢拦，何人可拦？
“糟糕透了”
躲在暗处的戴笠一拍头，心里明白，自己下回见到委员长时，被他甩耳光是少不了的.......
幸好，今天头痛的人，并不止戴笠一个。
徐恩增的继任者，中统（此时还不叫中统，叫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不过还是提前用省得麻烦，以后同上）特务吴大钧，如今也头痛万分。
戴笠头痛的地点是红军交还俘虏的地方正在发生战俘家属探亲，大批记者采访匪共之事。
而吴大钧头痛的地方，却是正在修建，即将完工宝鸡—西安铁路线上。一辆货运列车停在刚刚修好的铁路的最前端，靠近还未修完的铁路线只有千米。
大量被临时雇来的民工，正一袋一袋地，将车上装满的粮食，卸下火车厢，堆放到旁边排得密密麻麻的马拉驮车上。
超过三百辆驮车就在在铁道两旁等待，负责维持秩序的，是西北军的官兵。
这些以军粮名义被卸下火车的粮食，并不会运进西北军的粮仓，而是直被拉到红军的控制区去。
这是红军和被俘的黄埔军官的家属达成的交易之一。
红军出钱，黄埔军官家属出动人脉帮他们在天津采购大批粮食，通过铁路运到宝鸡这一线，然后由红军这儿准备好的驮马队接收——理由就是俘虏们的粮食伙食费。二万多名战俘，每天的粮食消费量是天文数字，为了养活他们，其实红军也很头痛。通过家属买粮，顺便可以为明年的大灾荒作准备，正好一举两得。
偷卖粮食给匪军，这可是大罪！
但如果这是作为交换俘虏交易的一部分，则是另外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统还是复兴社，在早早地知道这事后，谁都不敢惹众怒偷向常凯申报告，反而难得的双方联手压下此事，假装不知。
大家都不蠢，一百多个黄埔军官组成的关系网，没有人愿意平白地得罪这样的势力。
负责交接的杨虎城一系的负责人，则是心情复杂。
作为帮忙中转的他们，倒也不是平白干活，中间可以抽点水拿好处的，甚至杨虎城本人也有一份。
几十车皮的粮食从火车上卸下，以极高的效率被装上运粮驮车，很快被运走。这只是第一波，以后还会更多。沿途一半是由西北军保护，进入红军控制区后由红军负责押送。这只是发生在宝鸡附近的。
至于西安那儿，西北军则是直接把库存的粮食卖给陕北红军，然后用新近运来的粮食填补自己的库存，没有损失还有额外的好处。至少，这些黄埔军官家属买来的粮食，质量可比西北军自己吃的军粮要好多了。
“那帮共匪，不敲诈家属，反而贴钱买粮？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些交易都无法瞒过吴大钧，但他和戴笠一样，为了不得罪庞大的黄埔系，也只能捏着鼻子对着常凯申联手瞒下这事。
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世界，实在太黑暗了，连做个特务都不容易啊！真不是人们想象中那般，想抓谁就抓谁的。
当数百名黄埔军官的家属和上百名的中外记者，在宋庆龄的带领下，一窝蜂地朝天水而去时，有两个人的生命，这时也走到了尽头。
被从小黑屋里拉出来的时候，米夫和王明，都几乎认不出彼此。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他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无尽的审问，无尽的熬问，无尽的羞辱，还有无尽的酷刑。
没有什么，比戏耍领袖，污辱领袖，污蔑领袖，更恶劣也更致命的罪名了。
所以在卢比卡扬“喝茶”的时候，两人都遭遇了特别地对待。
其实一起受罪的，不止是他们，莫斯科的王明、米夫的死忠，这段时间都被挨个审查，请喝茶。王明的妻子，也在被审讯和遭受酷刑的行列中，或许她是冤枉的，可是过去几年，王明在莫斯科最风光的时候，不也打着“托派”的罪名，疯狂地迫害着反对他的同志，把大量的“自己人”送进监狱甚至杀害。
现在，该轮到他来品尝这份滋味了。
对于这种能让斯大林同志开心的事，契卡的人也是非常乐意地抢着完成的。
两人干的那一堆见不得光的脏事，也被人一件一件地揭出来的，其中也包括了28.5中还在苏联的那些人。
有的真的是他做的，有的是受不了酷刑开始乱咬，有的是为了洗清自己顺着审讯的人需要在咬。
针对中国留苏派的新一轮的大清洗，正在进行中，斯大林同志正准备在近日，向中国方面发电报，通告此事。
而口号也已经准备好了：清理王明遗毒！
王明的徒子徒孙，在苏联的，要清洗。去了中国的，也要清洗！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
王明和米夫，被拉到了一间小黑屋里。
一个审判员，一个执行者，外加数名助手，正在那儿等候他们，埋尸体的坑，也已经在外面挖好。
那审判员开始念二人的罪行内容时，无论是王明还是米夫，二人的脑海里的第一念头却是
“终于要结束了吗？”
无尽的囚牢与酷刑折磨，已让二人的神经麻木得连死亡都不怕了。被拉出囚房的时候，两人的手上脚上，都戴着重铐。
审判官念的是什么内容，什么罪名，就象流水过镜，几乎没在二人的脑海里留下印象。反而是最后执行时，几个全程黑着脸的内政人民委员部干部上来，开扒掉二人身上脏臭的囚衣时，二人才惊恐的回过神来。
剥光了衣服枪决，这是契卡处决罪犯时，对罪大的恶极的“叛徒”最为羞辱式的处决方式。
“不，你们不能这样！我要见斯大林同志，我是冤枉的，冤枉的！”
王明突然从无尽的麻木中清醒过来，惨叫着，挣扎着，但还是被人轻松地按倒在地，扒掉衣服，扒掉裤子，光溜溜地躺在冰凉泥地上。
“我要检举！我要见斯大林同志！我只是傀儡，我只是被人玩弄的政治傀儡！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真正的黑手不是我！那个人，那边那个人他才是.......”
怦！怦！怦！
安静了！
怦！怦！怦！
又是三声枪响，米夫那边也安静了.......
拖走，冲水，扔坑里，埋土，一切完结......
王明的时代，结束了！
张国焘死的时候，还有个恶趣味的人躲在远处，拿着数码相机拍下了全过程。几十年后，那里还会成为“历史遗迹”，任由后来者过去凭吊，拍照留念。
但王明，他就这么死了。埋他尸体的地方，也埋了很多大清洗时被杀的人，罪名，或者是叛徒，或者是特务，或者是托派。
斯大林枪毙王明时，使用的罪名，也是叛徒，和张国焘一样。
两天后，位于天水的红军总部，接到了莫斯科的来电。
电文自然是用更换后的密码本发的。
而送来密码本的，自然是伪装成外国记者的苏联特使，同时他也是一名根正苗红，再正宗不过“内政人民委员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