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军的情报就是这些，也全都是李永芳派人搞来的。下面是有关''先秦人''的情报，有关先秦人后金早已知他们的来历与不知怎么取得了天启的绝对信任，不仅被授予超品的客卿，还负责新军的训练与武器生产等等。
只是之前只了解那些而已，这时李永芳手上有晋商也有他派人调查来更详细的资料。这些资料上介绍了商业中心的规模、交易物品、交易额等等外，还有穿越众从商业中心的餐饮、娱乐业等方面可能的赢利。
听到商业中心的财富与穿越众的收益在场的人都有些浑身发热，因为这财富之多与可以吃喝、可以玩乐的项目也太多了。
相比之下他们虽然称了皇帝王爷，不过是大鱼大肉的乡下土财子水平。而且这时热水瓶、玻璃镜子、香水香皂加钟表之类也是通过晋商运来了一些他们自己大多数已经用上。
只是那些商品在商业中心更多更齐岂不让他们心热，何况穿越众那里不仅只有一个商业中心的财富，在罗家岙那边还有生产各种产品的无数工厂。
那些工厂每一个都是每日在下金鸡蛋还不止一个，所以日进斗金在别人身上只是一句恭维话，在穿越众那里可能还不曾说到位，可能日进几斗金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新军的武器弹药都是在罗家岙生产的，这不仅是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大生意，还是关系着后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为前面讨论新军时他们最忌惮的就是新军的火枪。
相比钱财在场有几个人更在乎这兵工厂与造枪与弹的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这时无人总结或不可能如此直白说出来，可这其中现实历史上不少人及在场的不少人实际上一样知道，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凭刀把子闯下如今这权势地位的。
还有权钱相通有权就有钱的道理他们一样清楚，所以有人听到穿越众有那么多钱晃瞎了眼，还有明白人知道还是武器或不让大明新军获得好火枪的事对他们更重要。
介绍了这些李永芳还提到了穿越众的石景山钢铁基地与在胶澳的造船厂，外加各种零碎的与沙船帮合作要从黄河向上游运粮向下游运人等事。
由此可见李永芳已经将穿越众现在的规模与事业都调查到了，另外也提到了电报局及飞机的情形。包括肯定是不会漏掉的穿越众居住的小区，一个类似花园的山地区域共住了十八人，再加上出头露面较多几人如吴世杰、褚家兴等人的情况。
那个介绍完全属主观臆测了，所以吴世杰被认为是十八人的头目，其他人如褚家兴、郭道宏只懂军事，周天材学医等等。在还有没有先秦人以及这个事是否真实李永芳没有说，主要是根本无法查。
等李永芳介绍完毕才是大家讨论之时，不过这里并非是畅所欲言或皇太极虽愿意听听有创意的话，没什么出奇制胜好点子或有想法无把握的人不大会开口，积极又不大顾忌发言的只有几个大贝勒小贝子而已。
因打通辽西走廊除非拼个鱼死网破，之前有绕道草原之议这时讨论的就是是否如此干，什么时候干，怎么干的问题。历史上后金就是在无法夺占辽西走廊后才数次经草原入侵京师与山东的，只是时间还要晚一些，乃是在崇祯二年的十一月。
但这时历史已经改变，不仅锦州比历史上难啃还多伤亡了一些人。更关键天启在训练新军，这时已经有三万多人了，还愈拖下去愈麻烦，这样的形势下比历史提前行动属于正常选择。
这时三大贝勒轮月执政还没有废除，皇太极的话语权还未达到顶点。不过这个问题上倒是大家看法一致，在经草原入侵京师及及早动手上用代善之语就是：这事有点风险也顾不得了，不干不行。
但怎么干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直接打算围了京城硬攻的，那是莽汉主意根本不可能。也有几个认为不如将新军诱出来歼灭为好，可怎样诱敌不好办。还有主张突然袭击商业中心为主，如果速度快就可以抢到一大笔钱财与大批物资。
还好是吵归吵目的一致，还有在各种不靠谱的提议中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商业中心与兵工厂等虽开在城外先进攻京城或动作慢一点对方早已收拾东西逃走了，就算是搬不走全部也是只剩下粗货。
为此突然袭击尽快才是正道，另外兵工厂及工人被围新军会不会来救？如果来救岂不是正好在野外歼灭，不救新军失去了兵工厂一时发展不起来，后金方面反过来可以让兵工厂生产火炮攻城。
如此一计算轻兵突袭重兵在后对付商业中心与罗家岙那边实在是一步好棋，至于如何对待先秦人他们讨论的结果乃是尽量招降，给予几个王位也没有关系。
如此大方乃是知道技术都在先秦人手上，仅打包一个兵工厂大明还是可以造起来的。更麻烦先秦人有飞机抓他们不住，还有他们在大明已经是客卿，给予一个空头王爷也没有什么。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李永芳提出那就是穿越众有几千家丁，大概在三千至五千左右。这些人的武器据说比新军还好一些，如何对付这些家丁也是麻烦。
对此在场之人基本上不以为然者多，因为商业中心加罗家岙那么广大一块区域还是平地，几千家丁有什么好担心的。只是想要招降先秦人先礼后兵而已，不肯就尽量将之逮住杀罢了。
还有速度快抢到整个商业中心、兵工厂等后后金实力也会增加一大截，钱财有了整个兵工厂的设备与工人也有了，即便是先秦人不愿投降，也不可能生产出比现在新军更好的武器，或就算是好一点也好不了多少的，因为他们的见识与经验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更先进的武器。
依据这些条件当时后金皇太极召集的战略研讨会应该制定了一个可行的战术安排，这一点远比大明朝廷类似讨论要高效高明。
为何如此的原因是在于大明朝廷这时文官当道，战略研讨时都是一些十年寒窗下苦读出来的读书人外，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儒家思想僵化道德规范下，战略讨论常歪楼成利益之争与义利之争。
就算是具体战术乃是由各地督抚制定，这时如洪承畴、孙承宗、孙传庭等人的战略战术眼光还不错，可是他们却受到了种种掣肘与客观条件不足，加自身能力有限情形下，与项羽一样连战连胜却输掉了最关键的战役，一败涂地无法翻身。
那些还是算好的，如杨镐之类眼高手低，袁崇焕一样的自信过头不顾大局的人在大明这边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虽不可能事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身居高位一错就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