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1735年雍正大兴文字狱，杀年羹尧。平青海、定西藏、改土归流，加强国家统一。
雍正在查补亏空的同时给官员发“养廉银”，希图高薪养廉。
清朝官员的工资标准模仿明朝，定的非常低。一品官年薪180两白银。九品官31.5两。以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为例，曹寅官居五品，相当于现在市长级别，一年只有80两银子的俸禄外加80斛粮食。一两银子按200元计算，曹寅的年薪只有16000元。一斛粮食大约200斤，按每斤2元计算，80斛粮食折合人民币32000元。也就是说曹府一年总收入是48000元。这么点钱就是普通人家都过得紧紧巴巴，何况曹府那么一大家子人？所以官员都想方设法捞钱，白钱、黑钱、灰钱都挣。
清朝也有清官。康熙年间就有一个大清官叫于成龙，吃糠咽菜，长年不知道肉味。可不是所有人思想境界都这么高，肯于安贫乐道。清朝官吏贪污是很普遍的事。
“火耗银“是当时最普遍，甚至是公开的贪污途径。
“火耗”的本意是一种损耗补偿。百姓交税用的是碎银子。碎银子汇集到官府需要化成银条银锭。银子在加工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损耗。为了弥补这种损耗，官府在收税时通常多收一点，称之为“火耗”。
现在也有“火耗”一说。比方拿旧金饰去金店换新式样的金饰，金店会在加收手工费的同时，扣除大约2%的金子重量。这被扣除的2%就是火耗。因为金子化掉再加工成型会有微量的损失。
清朝官方对火耗没有明文规定，完全由各地自行征收。有收50%的。有收80%的。有更狠的收两倍、三倍的。多收的火耗也不上交国库，留做地方支配。于是火耗就成了官员们的唐僧肉。当然，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加重了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雍正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也就是说每两银子加5%的“火耗”。不能随意更改。并且“火耗归公”上缴国库。你工资低我可以给你涨工资，但你不能巧立名目搜刮百姓。
雍正给的“养廉银”相当于官员年收入的十倍以上。比方五品官的养廉银是2400两，相当于48万。
这钱就从收上来的“火耗”里出。雍正把“火耗”收上来，拿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下去。
5%的“火耗”的一部分就能让官员涨十倍的工资。想象一下，“火耗”百分几十、几百时，官员能得多少？
这也就容易理解，曹寅只不过五品官，却能过着妻妾成群、奴仆无数的生活。曹府横跨一条街，装修豪华有“白玉为堂金作马”之说。后花园大观园是公家出钱修的，一寸风景一寸金，有山有水有树林，亭台楼榭星罗布，湖边还有别墅群。那日子过的，真的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吃喝基本靠请，住房基本靠送。
这样的生活即便工资涨十倍也做不到。所以官员该贪还是贪。
雍正查亏空时，有人告发山西巡抚勒索属下州县孝敬银子450万两。雍正将其家产充公，仍差20万两，勒令家人赔偿。
一个地方官贪污的公款比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都多。
这其实不算啥。乾隆的宠臣和珅被抄出11亿两白银的家产，相当于清朝十几年的财政收入。
清朝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得无以言表。
雍正整顿吏治的工作从整治贪污腐败开始。他除了砍头抄家、高薪养廉，连发11道谕旨告诫百官要廉洁奉公。同时他要求各地方“举孝廉方正”，让廉洁的人为官，倡导廉洁之风。
他的努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雍正时期的吏治是清朝最好的。贪官少了，国库充裕，百姓负担也减轻了。雍正通过廉政风暴使他的国库存银从几百万两上升到六千万两。
不过雍正这个人有了钱也不乱花。“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他在工作方面非常勤奋非常敬业。有人统计，他每天批示文字平均八千字。在勤政方面，也就朱元璋能和他有一比。
“文字狱”在雍正时期开始走向高潮。
在雍正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里面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本是写景抒情的，楞被看作讽刺清朝皇帝没文化，说他以“清风”映射清朝。结果满门抄斩。有人出版了一本文集，里面提及明朝便空一格以示尊重。政府发现不干了，作者虽死也得从坟里挖出来砍头。
大臣年羹尧写贺表，本意是想给雍正拍马屁，一时没留神把成语“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朝乾夕惕”的意思是白天勤奋工作，夜晚认真反省。顺序颠倒就成了，晚上琢磨白天干。雍正拿过来一看，多心了。什么事啊我非得晚上琢磨？是见不得人啊，还是见不得光？晚上琢磨明白了白天干。合着我白天干的事都是背地里琢磨出来的阴谋。雍正认为年羹尧这是成心的，刻意强调晚上，居心叵测。他以“大不敬”罪把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年羹尧给杀了。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PDH。“DYJ”时期，PDH在“庐山会议”期间给M写信，把“有得有失”写成“有失有得”，被咬文嚼字的M抓到把柄。M的逻辑是，你把“失”写在前面把“得”写后面，反映出你内心里认为“DYJ”是以“失”为主“得”为次。换而言之，你PDH意图否定“DYJ”、否定我本人。结果PDH被打倒，后来死在关押地。
M跟P咬文嚼字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雍正也是如此。年羹尧在雍正初年率军平定青海蒙古人叛乱，自持功高、目中无人、骄横跋扈、结党营私，让雍正感觉到威胁。
政治斗争向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康熙没杀鳌拜是心慈手软。雍正冷酷无情，将年羹尧下狱，随后又逼他自尽。
年羹尧一案拉开雍正朝“文字狱”的序幕。雍正把“文字狱”推而广之，在全国范围清算反革命分子。
“文字狱”和“WHDGM”一样都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手段。相比之下，清朝的“文字狱”远没有“WHDGM”惨烈，远没有“WHDGM”影响之广、之深、之久。
虽然清兵入关已近百年，但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仍然有一些人在怀念明朝抵制清朝，简而言之反清复明。
比如著名的文人吕留良自称明朝遗民。他早先参加武装抗清，失败后回家隐居。后来耐不住寂寞参加了科举，考中又后悔了，认为自己这是“失脚”，大概是失足的意思吧，拒绝官府安排工作，回家著书立说宣传反清复明。
康熙听说了这个人，请他出来做官。康熙的策略是笼络为主，攻心为上。但是吕留良拒不奉诏。
吕留良在康熙年间就死了。死后他的学生将他的书编辑出版。有个学生看了吕老师的书，受老师反清复明思想的感召前去策反川陕总督，结果事发被杀。雍正下令严审。吕家因此受到牵连，吕留良的父祖、兄弟、子孙都被砍头，母女、姐妹等被贬为奴。吕留良死了还被挖出来鞭尸。他的学生被流放。
文字狱是雍正的一个污点。不过必须承认雍正这个人还是亮点更多。除了反贪，“改土归流”也是雍正的一个亮点。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说白了就是取消民族自治纳入政府统一管辖。流官就是政府派遣的有任期的官员。而土司是当地少数民族世袭的部落首领。
历朝历代的汉人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都是以民族自治为主。只要你承认我是老大，归顺于我，不跟我捣乱，你爱干嘛干嘛。我不干涉你的内部事务。
汉人是农耕民族，对于无法开展农耕的土地不稀罕。汉人政权自认为是天朝王国，文化高人一等，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比较歧视，比较排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愿吸收少数民族加入中国大家庭。通常委任当地部落首领为官，代中原政府管理当地事务，用现在话讲就是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政策。
另外这也跟国力或者管理能力有关。国力不济或者鞭长莫及，政府也通常会选择民族自治方式管理边疆少数民族。
满清人跟汉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不会歧视少数民族。他每打下一块地盘就尽可能实行有效控制，该驻军驻军，该派官派官，把这块地盘和人民并入自己的版图。
当然清朝也存在国力不济和鞭长莫及等问题。比方对蒙古人，靠近中原的蒙古人被纳入政府直接管理，离得远的蒙古人就不得不允许民族自治。
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雍正设法加强控制，强化统一。
雍正登基的第二年，青海蒙古人作乱。清朝册封的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组织青海各部蒙古人宣布独立。雍正把年羹尧派过去讨伐，打败了罗卜藏丹津，占领了青海。
雍正不再设王而是改设扎萨克，也就是旗长。雍正把青海蒙古人分为29个旗（相当于地区）。每个旗找一个蒙古人担任扎萨克。扎萨克接受清廷任命和管理，代表清廷管理旗内事务。虽然仍然保留了一部分自治权，但相比罗卜藏丹津时期，青海蒙古人已经直接受控于清廷管理之下。后来青海蒙古人的自主权逐渐缩小，最终归于中原政权的统一管理，成为中国版图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西藏开始时也是实行民族高度自治。后来蒙古人入侵拉萨。藏人向清朝求救。清朝立即派兵进藏赶走蒙古人。之后清军以协防为由驻军拉萨，插手西藏管理。西藏新政府不得不接受清廷任命。后来雍正在拉萨设衙门直接管理西藏。西藏由高度自治转为有限自治。
在青海、西藏之后，雍正开始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实力较弱，雍正连有限自治权都不想给他们。
他派兵强势进入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不服就打。他用了五年时间将云贵地区的土司废掉，实行州县直接管理。四川和两湖两广的土司随后也被解决。
改土归流不仅涉及范围大，并且涉及的民族众多，包括苗、侗、布衣、水、彝、纳西、壯、瑤、土家等十九个民族。
清军连剿带抚把改土归流的任务完成了。“逆者剿，顺者抚”。抗拒改土归流的土司连有限的自治权都不给你，直接灭掉，划归州县直接管理。肯与政府合作的土司还可以保留部分自治权。但政府完全不插手部落内部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保留下来的自治区只拥有有限自治权，不能再拥有自己的军队、独立的政府和外交、法律。国家的统一程度加大、加深了。
雍正不仅对边疆少数民族下手，对本族也毫不心慈手软。他下令取消满清八旗旗主（满清称都统）的世袭权力，把旗主变成一个普通官职。皇帝可以随时任命旗主。一声令下，八旗也被改土归流了。
这些事都让雍正挨骂不少，但对于国家统一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雍正是清朝挨骂最多的皇帝，但却是干得最出色的皇帝，至少是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