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元朝有一系列措施限制汉人和南人，歧视汉人和南人。
元朝的老百姓被分成四等：头等人自然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汉人，最下等人是南人。
色目人是指除黑眼珠之外其他颜色眼球的人，比方说吐蕃、畏兀儿、回回等。色目人最早归附蒙古人。畏兀儿人甚至还没等蒙古人动手，自己就举着双手跑过来了。色目人擅长经商，善于理财。他们很受贪财的蒙古人待见。
汉人是指北方人，包括生活中金国的辽人、金人和汉人。因为蒙古和金国有仇，对金国占领区最为刻薄。汉人也跟着吃瓜落。
南人指的是南方汉人，或者说南宋的遗民。南宋虽然早已投降，但百姓反蒙情绪依然强烈，反抗此起彼伏。蒙古人顾忌百姓反抗，对江南尽量以安抚为主。南人的日子因此相对比北人好些，比如税赋较轻。
这种等级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很相似，人为地把人按种族分成三六九等，规定谁是上等人谁是下等人，谁可以当官掌权，谁只能当牛做马。
这种种族歧视虽然没被写进法律里面，但事实就是如此。
通常情况下，当官掌权是蒙古人的专利，色目人偶尔也能分一杯羹，汉人（不管是北人还是南人）没份。
蒙古人在灭宋时利用过汉人，给汉奸们封官进爵鼓励他们反戈一击。但是时过境迁，汉人逐渐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凡是带“长”的都没汉人什么事。跑腿儿的、打杂儿的——北京讲话碎催——都是汉人的活。汉人只能听人家使唤而不能分享权力。
按照等级制度规定，打死蒙古人赔命，打死色目人赔偿黄金若干，打死汉人只须赔一头驴钱。相比“一钱汉”、“两脚羊”时代，汉人的地位在异族那里还是提高了，都可以和驴比肩了。
蒙古人不但搞种族歧视还搞职业歧视。他们把人按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十等人也不是元朝政府的官方说法，相关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元朝读书人对现实生活的总结。读书人把自己放到老九的位置，自嘲地位低下。现在人说的“臭老九”就是打那时来的。
后来有人把第八位的“民”改为倡，进而又改为娼。倡是戏子，娼是妓女。把“儒”放在“倡”或“娼”后面突显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事实上蒙古人也的确非常鄙视读书人。
“十等人”的排法反映汉人感觉在遭受种族歧视的同时还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儒者，地位下降得太厉害了。
“官”是蒙古人老爷。“吏”是色目人二爷。“僧”“道”是蒙古老爷的座上客。
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流行于游牧民族中间的原始宗教，是对祖先、自然、图腾的简单崇拜。当蒙古人接触到佛道等教，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成吉思汗和喇嘛教（吐蕃称佛教为喇嘛教）教主八思巴、中原全真道掌门丘处机（王重阳的徒弟）都见过面，相见恨晚啊。他封八思巴为国师掌管整个佛教，封丘处机为大宗师掌管整个道教。佛道两派教徒在元朝享受很高的礼遇。
僧排在道前面是因为道输给了僧。1258年，忽必烈主持佛道大辩论，由八思巴VS李志常（全真道掌门，丘处机的徒弟）。辩论的结果，八思巴KO李志常。全真教声望大跌，从此由盛转衰。
佛教在元朝最吃香。元朝皇帝大多信佛。皇帝做法事都是大排场，布施都是大手笔。
“吏”、“僧”、“道”是上三等人，受到蒙古人另眼相待，享受一定的特权。比如喇嘛在内地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抢房占地，官府管都不敢管。喇嘛打人，被打的只能事后去告官而不能还手。如果还手，他的手会被蒙古人剁下来。
“医”、“工”、“猎”是中三等人。“医”是救死扶伤医生。“工”是有手艺的工匠。“猎”以游牧、打猎为生的猎户。他们可能谈不上受蒙古人尊重，至少也受到重视、优待。比如工匠在元朝享受很好的工资待遇而且免劳役。蒙古人屠城时还知道先把工匠们挑出来，以备将来用得上。
不过，“医”之后的职业都是世袭的。老子行医，儿子不能改种地。
这倒好，各行各业都是祖传手艺，代代相承。只是子孙少了择业的自由。
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爷爷被定为淘金户。到父亲这一辈，金子已经被淘完了，可政府依然让他按既定指标交金子。没法子只好跑吧。朱元璋一家从此成为盲流。后来遇到大灾，一家人除了朱元璋哥俩全饿死了。
中医在元代没什么起色。倒是来自阿拉伯一带的医药（回回医）很吃香。必烈的太医院就以回回医生为主。
其实在中三等人里面应该还有“商”和“兵”。商户给蒙古人提供财源。兵户给蒙古人提供兵源。
商业是唯一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发展的行业。蒙古人可不像汉人那样歧视商人而是大力发展商业，鼓励经商。商人是蒙古人的财神爷。商业是蒙古人的摇钱树。商业税占了蒙古财政的大头。
蒙古版图横贯南北东西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在蒙古人修的宽敞的驿道上，南来北往的商人接踵磨肩，骑马持箭的蒙古人巡逻队逡巡左右。驿站不仅为皇帝的信使服务，也对过往的商人服务，提供饮食住宿，出租车马。
为了便于商业和漕运，忽必烈还整修了大运河，使南来北往的商品和南方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送往大都。现在可以见到的大运河基本都是元朝那时修的。
著名的马可波罗就是随着欧洲商队来到中国，将他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即《马可波罗游记》。
中国出口的商品依然以陶瓷和丝绸为主。元代工匠新开发的青花瓷销路非常好，此外还有青瓷和白瓷。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口商品里开始出现棉布。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在元代开始普及。这要感谢那位伟大的老太太——黄道婆。
纸币在元朝的普及和应用也方便了贸易。不仅中国商人，外国商人也使用元朝的纸币。纸币毕竟比金银铜币更便于携带。不过元朝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纸币的信誉。元朝一旦缺钱就拼命地印钞票，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最后几乎一文不值被百姓抛弃。
元朝政府也直接涉足商业领域赚取利润。政府经商有很多便利条件，比如说垄断，比如说许可证制度。金、银、铜、铁、盐等属于政府专营，价钱由政府随便开。茶、铅、锡等通过出卖许可证的办法和商人合营。酒、醋等征收特别税。普通商品的税率通常是1/30，不算高，但政府缺钱时就难说了。
“民”“儒”“丐”是排在最后的三种人。民是农民，儒是知识分子，丐是乞丐。这三种人里绝大多数是汉人。汉人基本排在社会的下三流。
农民和乞丐即使在汉人当权的社会也排不到前面。但是儒生就不一样了。
想当年，“儒”的地位多么受人敬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羽扇纶巾”走在街上都被人高看一眼。尤其宋朝重文轻武，“满朝朱紫贵，全是读书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进入“官”、“吏”阶层，荣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
而如今，斯文扫地，读书人被视作乞丐一般的寄生虫。蒙古蛮子就想不明白，世界上竟还有这么一群人，以读书做为职业，凭着一嘴的“之乎者也”，竟也能吃香喝辣，甚至当官坐骄。在蒙古人的眼里，读书人手无搏鸡之力，上马挥不得刀，下地抡不得锄，简直就是一群废物。
蒙古人取消了科举，断了汉人进入“官”“吏”的路。后来虽然一度恢复，也只是做做样子，安抚一下汉人。蒙古人统治中国近百年，只录取过千把汉人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关。而蒙古公务员一届就多达数万人。
从此，读书人再想靠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来搏取功名基本没戏了，搏白眼还差不多。
好在耶律楚材求情把儒者归入和尚、老道一类免税户——儒教也可以算是宗教。不会干任何营生的知识分子得以苟延残喘，把坐吃山空的日子尽可能拉长一些。
没被评上儒户的读书人，不得不收拾起清高转行干起其他营生，比如测字、算卦、行医、代写家信之类。这让人联想到侯宝林的相声《改行》。人总得活吧？
农民相对受影响小些。他们生活在乡下，远离城市、远离蒙古人，依旧种田交租，没感觉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儒生大都生活在城市，对种族歧视、职业歧视的感受深一些。
读书人受打压倒也有个“好处”，他们放下身架——也没架子可端了，和被他们曾经鄙视的“倡”混在一起，为同是下三流的底层百姓创作了一批通俗作品，包括散曲、杂剧、白话等，大大丰富了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
元朝散曲、杂剧最有名。“元曲”的成就能和唐诗宋词并驾齐驱。以关汉卿的《窦娥冤》为首的四大悲剧、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首的四大爱情剧是元曲的代表作。
另外，白话开始流行，中国的“四大名著”有两大：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三国演义》出于元代。
元朝有一个好处：没有文字狱。知识分子即使说了犯忌讳的话也不用担心受惩。蒙古人听不懂中国话，更不认识中国字。你就是当面骂他祖宗也没关系，没准他还挑起大拇哥：“哟西，哟西”。
蒙古人和金人、辽人不同，拒绝接受汉文化的同化。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其实连文字都是现上轿现扎的耳朵眼，比划着畏兀尔字母的葫芦画出蒙文的瓢，哪有什么文化可言？
前面提到过蒙古人的白话文圣旨是元朝的一景。他们写圣旨可不像汉人那么讲究用词，直接就是大白话，并且口语连篇，像小学三年级的作文。
他们用蒙古语写的圣旨、公文被翻译成汉语后，满眼是“怎生呵（怎么样啊）”、“那般者(那样的)”之类的口语，倒也通俗易懂。
有人拿蒙古人的常用语找乐，在春节时写了一副对子贴在门上。上联是：宜入新年怎生呵；下联是：百事大吉那般者。人见人乐。
在下三流之后，其实还要续上驱口，也就是农奴或奴隶。下三流再怎么着还有自由。驱口连自由都没有。
蒙古人在战争中劫掠来的人口或俘虏都被当做奴隶分给各家各户，战后得到的地盘也会拿出一部分封赏有功将士。封地上的农民就毫无选择地成为蒙古人的农奴。
金国灭亡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成了蒙古人的驱口。南宋因为中途投降，待遇稍好点。不过蒙古人动辄将农民从他们的农田上赶走，任农田荒芜以改做牧场。忽必烈时期全国驱口数占总人口的15%。元朝最大的奴隶市场设在大都，奴隶们被当做牲口一般买卖。
十等人是对四等人的进一步细分。无论怎么分都体现了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虽然有个别蒙古皇帝对汉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安抚，但不过是试图粉饰、掩盖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始终存在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这是做亡国奴的代价，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