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诸人又以风头最重的李白马首是瞻，光综合了众人多方面背景，这些人如果结党起来，本身的号召力足以形成一股可以影响朝野的巨大力量，不是任何当权者所希望的，别说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代表了权臣、外戚、内官集团深为忌讳，连皇帝也不得不猜疑起来。16xiaoshuo.因此很容易就成为皇帝猜忌和别人谗言的理由，被放逐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老皇帝虽然对名士有相当宽容纵许的气量，但不能容忍来自子孙的威胁，从他虽然伤心但毫不留情的处决，涉嫌带兵甲夜闯禁宫的前太子在内的三王手段上可以看出来。
自古以来越是英明有为的君王，对继承人越是严厉，甚至近乎严酷，其第一继承人也越难以善了。从汉武帝到近代的唐太宗、武则天所立的首位太子万一例外的或废或死，连玄宗老皇帝也不能例外……
当然。
关于高力士的眼光和见解，我还是相信一二的，历史上的高力士一向做事谨慎，又善于观察时势，从不随意开口讲话。又因为他在宫中时间长了，见到过宫廷中各种的各种权利之争和残酷血腥，所以他就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处事方法。就是和他自己最亲近的人，如果受到李隆基的斥责处分，他轻易也不相救。
所以，李隆基始终保持了对他的信任，君臣二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再加上高力士处事周谨，少有大错，轻易不敢骄横，在朝廷内外亦没有大的坏名声，和诸王公大臣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朝中的大臣们也并不讨厌他。这位大阉虽然有贪婪、党同伐异等很多缺点，但对李唐王朝的忠诚，是毋庸质疑的。
要知道，当年整个朝廷能够预见到安禄山必反的人，只有两个半，其中一个是开元名相张九龄，安禄山还是平卢节度使下的一个讨击，正在待罪大理寺，他就遇见到此人善揣人心，好用胡将，所图滋大将来必成大患，另一个就是高力士，本来杨国忠也算，但是这位说安禄山反，党同伐异的心思更多于对时事的判断，因此之能算半个。
话说回来。
所谓的饮中八仙，无形中，代表了一股庞大的政治舆论势力，无论倒向哪一边，都是另一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那时又正是李林甫、杨国忠两位交替当政时期，与当时身为太子的今上简直是苦大仇深，恨不得除之欲快，矛盾极其尖锐，只是因为当时的太子城府够深，很能隐忍也很有人脉，那些人为他拼命罗织的罪名，他总能有惊无险的逃脱过去，只是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作为太子身边亲近的人，就难以幸免了。
太子亨先后被迫废了相辱以沫的太子妃韦氏、与宠爱的杜良娣断绝关系，而亲信的大舅子韦坚、密友兼节度使皇甫惟明，或被赐死或被迫自杀，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名将王忠嗣，也因为勾结太子的罪名而被构陷。现今那位得宠的张良娣，若不是与宰相张说为同族，张说二子又甚得皇帝赏识，相互多有维护，恐怕也是一个被休戚的下场。
如果这时候，李白真如传闻中，公开应聘为太子剑术的教习，哼哼……
因此说李白被老皇帝以“非庙堂之器，赐金放还”，还真不是偶然，或许说是出于一种爱才的保护手段，算是他的幸运。
虽然如此，仍有很多人看好他，当时很多的名门闺秀也仰慕他，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前宰相许围师的孙女，许氏虽然早死，却为他留下大片的田产，让他可以衣食无忧的满天下，象无业游民一般的流窜闲逛，而现任妻子也是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还留下李白酒醉梁园题壁，宗氏小姐以“千金买壁”的佳话。
但所谓被皇帝亲自放逐的人，也基本没有人敢起用他，空有盛名，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和事业的低潮期。此刻，他正是重新意气风发之时，据说永王引兵浔阳，知李白在庐山屏风叠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顾茅庐。
虽然宗氏夫人劝阻，“出门妻子强牵衣”。李白过后也说：“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但李白还是怀着犹豫和不安的心情加入了永王幕府，就这样上了贼船。并且在入幕以后，就被报国有路而陶醉。他赞美永王东巡，肩负拯救中原的责任。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的诗剧，反映出李白对这次起兵的看法和心态。
但谁又能想到，不用再过过多久，李白就是因为这《永王东巡歌》，坐实了”阿附逆党，鼓吹不臣之意“的罪证而被下狱。
永王兵败后，李白逃至彭泽，被投入浔阳狱中。李白在《南奔抒怀》中道：“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壮志付诸东流，反成叛臣，能不悲愤填膺？他多次在狱中上书申诉求援，呼吁当权者为自己昭雪冤屈。他悲愤的说：“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宗氏夫人在外也多方营救，他写诗感激她说：“很感激你同蔡文姬替董祀鸣冤一样，流泪向曹操请求赦免。”
不过李白名声在外，强力而有权势的朋友还是不少的，有人为他投书宰相张镐，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史中承相宋若思，也极力营救之，乃获释。
但是李白的暮年，生活潦倒，靠人接济，但是“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不久，史朝义杀死史思明，包围宋州。李光弼率兵抵御，六十一岁的李白闻听，毅然北上，请缨杀敌。可叹的是，这次从军，刚到半途九病倒了，不得不挣扎回到金陵。从此一蹶不振。这年初冬，贫病交加的李白来到当涂投靠族叔县令李阳冰。第二年，李白病重，自知行将不起，于是在“枕上授简”，将“十丧其九”的手稿托付给李阳冰。后来，李阳冰把它编成《草堂集》十卷。十一月，李白与世长辞。死前赋《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带着无穷的遗憾，怀着无限的悲愤和凄凉离开人世。
《旧唐书》：“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这个局面是太上老皇帝一手造成的，当初潼关失陷后，老皇帝曾下了最后一道诏书，“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诸镇。”其中，以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黔中等节度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署官署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
但实际亲嗣诸王皆养尊处优，畏惧不行，只有永王乘机出藩，他持有玄宗的这道明令，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天宝十四年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珦、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势大一方，才形成了如今的局面。
当年行朝成立，贺兰进明的奏疏就说“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璘为江南节度，颍王璬为剑南节度，盛王琦为淮南节度……璘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见《旧唐书·房琯传》。)
老皇帝当年下此诏的动机，已经不得而知，老太子李亨虽然肩负独撑北方战局的重大责任，但如前所述，似乎玄宗老皇帝对其究竟能有多大作为实在未寄厚望，或许有点其他别类的想法，但此一时彼一时，而现今的永王，却实实在在成为一位麻烦制造者。
李璘身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
但在目前这个局面下，没有太大的危险，永王没有举起叛旗前，始终是朝廷的亲藩，一些激烈的手段，不可能用在台面上。皇家内部的矛盾，涉及到朝廷和国家的威信，不到最后一步，不会轻易摊牌的。
北方实在没有需要我太在意的东西，
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后期，因为国力的匮乏，唐王朝对安、史手下重要将领采用了招抚为主的政策，只要其宣布归顺唐廷，即不问罪，并委以原职及保有所有权力。这是河北藩镇之滥觞，并由此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
但在这个时空，因为各种阴错阳差的变数和发展，却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问题，由于来自官军相对的优势和强大，那些叛军阵营的前降将，已经很难获得更好的条件，能象薛嵩这样投过来还能保留军队的，只是极个别例子，而且只保留了他的军队编制，主要成员都被打散整编。
到后期哪怕是象前叛将令狐鄣这样，带个大礼过来投降的，也只是给予一个优厚的头衔和职位，而坚决剥夺了实际的部属，其他愿意投降的，最多只给予一个拥有体面头衔的富家翁的保证，因此朝廷的贵人，需要操心的反而是，因为作战平乱有功，所形成的各个军人利益集团，可能做大的问题。
史家兄弟的内战，让叛军的势力，可以预料的已尽强弩之末，那位老狐狸一样精的河北都元帅郭子仪，只怕还在等待最合适的出手结束这一切时机，而李光弼正带着所有的马军在草原上，拿契丹人做榜样杀鸡警猴。西北最大的边患——吐蕃人，正在为南方低地的骚乱忙活，暂时还没有任何在边境上集结军队的迹象，作为草原上最大的势力——回纥人，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一副大唐忠实盟友的态度，这时候，只要那些边胡，不要头脑发热，就没我什么事情。
江东的农民暴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流寇一样的作风，缺乏组织和长远目标的，在江南两淮的那几位守臣步步围营的围堵下，已经开始大幅缩水了，随着号称河南第一能守的稚阳兵，以及返回淮西的节度使，来滇的嚼铁军，相继进入江东平叛，虽然这是两只被打残的军队，但是对付这些暴动的农民，只要领兵的不太过于猪脑，还是游刃有余的不成问题。
长安d的情况虽然有点复杂，但是，韦老二的身份和背景摆在那里，还有清风明月控制下，已经逐步渗透进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衍生产业，以梅玖娘位代表的前地下志愿者构成的娱乐业体系，再加上薛萍为首的前长安吏目属员的地头蛇系统，这三个渠道，相互交错相互补充，足以面对大多数问题。
剩下的事情，安排一个合适的身份，恩，我见了他，是不是该问上一声，你有个女人叫香炉么。
【会江陵】第二百七十七章天掉馅饼与春江水
离开襄阳的最后一个消息是，成都那位老爷子，再次下表，说是“年岁已高，山路艰险，实在不利行于道途，但请以剑川为养老地足尔”，这位老皇帝已经七十一岁高龄了。
而西北那位便宜岳父皇帝，也急冲冲的赶忙回书说“当初事出从权，暂受大宝，只愿为上分忧……如今天下渐定，儿臣当无眷恋大位尔……愿奉还大政纭纭，还请上驾还宫。”这时他已经四十九岁，在位第四个年头了。因此这两方你来我往的打一场父慈子孝的文章官司，正在热闹的很。
就如崔光远所说过的，蜀中富有物产，而盛产兵甲，人烟稠密，八州六镇一府的雄兵二十万，只要坐拥其中，就可以立于不败了，显然这位老爷子，还不想那么快回去。
而这时长安到河池之间最短420里的骆谷道拓展工程已经基本修通，用八百里加急驿报，三次换马，只要一个日夜就可以往还。因此长安每日刊发的，类似文抄汇淬的内参性质的诋文，不会比平凉晚多少到达成都，将长安城中的民生物价、市井见闻、世情逸闻、工程营建，农田水利，安民添户等诸事通报一些，顺便籍以歌颂一二。这也是一种权谋的小手段，哪怕已经不在皇帝身边，也要时刻制造体现自己价值的功劳的机会，让人时常会想起你的存在。
好在现任的行军司马岑参居然是江陵人，熟知这一线的风光和景胜，特地大老远出动快驿营的健儿，三百里投书给我开了张行程表和注意事项。随行的人，我只带了看起来最脸生的，昆仑奴少年铁摩勒作为跟班，昆仑奴一族的后代，本来就是作为最优秀的奴仆来培养的，他又多少经过军队和战场的磨练，还可以兼职起一时的护卫。
既然是出游，那就不用那么紧张，在襄阳精挑细选的，包上一条两层仓室的大船，悠然悠哉放舟南下，乘船出行不仅舒适、安全、便利，更少了马车、轿子的旅途劳顿颠簸之苦。相对炎热的天气，走水路要荫凉的多，而且还可以沿途望山观景，从容不迫的随走随停，船上有十数人服务和可以维持十多天的食才，还可以随时根据季节从江中打捞补充，从烹的一手好河鲜的厨头，到专门替客人上岸采买跑腿的小厮，一应具全。
正如所谓唐诗中记载的“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若肴馔，任客所指”。
唐代商船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由于造船业的发展，以及水利交通的便利，以船运交通特别发达，史载“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这还只是江湖间用的河舶，若是海舶就更加巨大了。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阿拉伯史料还提到，唐朝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进入巴士拉和马斯喀特。
船家头唤做乌大，本来就是见多识广很健谈的一个汉子，看在丰厚的包船钱上，就变的更健谈了。虽然还谈不上“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但那些船工、船娘、梢手，据说都是他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的祖业，吃这水头饭已经数十载了。这人也很知趣，从来不打听客人的是非，却很能看人脸色揣摩着心思，侍侯的还算周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