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位者，也不能过于依赖某一方面的消息来源，要想省心省事，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相互监视和制约的体系，就比较重要了，虽然这样会牺牲一些资源和效率，比如我要去见的，是一些诸如六曹所司的清风明月，甚至连崔光远、薛苹这些地头蛇，也无法完全接触到的层面。kanshuqun.
这倒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不过作为我帐下重要人物，现在都是各方关注的重点，他们所获得的东西，未必是不别人想刻意让他们知道的。
一条全新的秘密渠道，就相当重要了，这条线从长安收复那天就开始铺设了，成员多是当初为龙武军招募的志愿者，长安光复后作为酬谢也是投资，后我又从继续资助和扶持他们在长安城里从事各种市井营生，还可以要求小额的借贷，只要定期把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情况上报就可以了。
比如其中某些人，是专门做神策军生意的，神策军驻扎长安也要吃喝拉撒，同样也要消遣应酬，光是衣食用度的采买，在这些数量进出变动中，就可以察觉到很多东西。
还有一些人是在龙武军驻地附近，做酒楼茶肆的，对外的往来接待，是不太可能完全绕过这些地方。这样底层士兵军吏的动向和心态，也不是一无所知。
在老猫的带路下，我一行穿过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无比热闹的人群。引到了一条小街上，在这条街上最多的满地字画书摊，还有各色的笔墨纸砚的铺子，零星夹杂一些古玩行和质铺，很有一种后世北京琉璃场式的文化气息。
直接在一个摊上买了卷画，直接走进一家金石铺子，七转把折的出侧门走街巷，才来到一个闹市中取静的所在，一面巨大的屏风背后，男女老少，十几个人已经侯在那里。
……
当我重新坐在右银台门的龙武军官署内处理公务的时候，已经多少心理有些底细。
我不在的这几个月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除了那位只会刮钱的泥菩萨京兆尹元让，终于给朝廷换下去，由太原府少尹王缙转任，大多数看起来都是信拜火教的安息人，和信奉景教的大秦人在同一个坊相邻建庙，而导致各自信徒大打出手之类无关紧要的，当然，神策军依旧是小动作不断，据说宫城由神策军控制左银台门内到了晚上门庭若市，明里暗中不断有人进出，但是对外还是相当克制，虽然不免两军将士在酒楼相遇，大打出手的情形，但对龙武军在外郭城做的事情，一副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种趋势，到了传出我的替身在襄阳遇刺时，达到了一个高潮，然后突然偃旗息鼓了。相比长安平静下的汹涌和不明。
河北却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不出意料，远在河北小白同学也出招了，他以太子身份，兼河北安抚大使身份，非常正式的上奏朝廷，说国家好不容易定乱，死难将士甚众，为纪表其功，请效太宗皇帝征高丽，在幽州建悯忠祠纪念阵亡将士的典故，推恩及下。
不用说，这也是出自我最初的给建议之一，而且这东西已经在龙武军中实行，只是低调不扬而已。
更不出意外的是，朝廷也以很快的效率照准，在邺城、长安、洛阳、太原等大战之地，立石为碑刻字为表，享受香火，告慰英灵。并准许在各州武庙外立横石，将本郡出身的有功将士，纪立其上，为本乡子弟敬效。
当然要想把每一个阵亡将士的名字都刻上去，那是不可能，就是后世的国朝也没办法做到，只是记录达到一定功勋者，也足够鼓舞后来者。
甚至连颜真卿为首的河北文官，郭子仪为首的河北驻军，也在上面附署。这种直接涉及到军心士气，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东西，是不能推倒车的。
朝廷甚至打算专门派出巡使，检查各地进度和质量，毕竟这是要传扬后世的东西，要是再按照。然后很快就冒出一个新的问题，朝廷显然低估了这些武人对这件事的热情，大家都有亲信部署阵亡，大家都想把自己人的名字刻到碑上，让后世人纪念，也能让部下更加效死，但是僧多粥少，闹的不可开交，甚至连远在塞外的李光弼，也派人赶回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据内线说，在一些军队的碰头会上，一些将领在战争中的新仇旧怨，鸡毛蒜皮的得失，都被捅将出来，虽然不至于刀枪相见，但拳脚与皮肉相加，鞋底共马扎乱飞一色是不免了。但奇怪的是那位郭元帅却丝毫没有喝止的意思。
无奈负责协调的人员将名单一再扩大，多立一块碑文，就能多记上百个名字，结果这立祠的规划，一变再变，最后出来的东西，搞的象是少林寺的碑林一般。
然后是李泌受袭在河北遇刺受伤的消息。
第三百一十六章河北那些事儿
虽然我这只蝴蝶已经满足于安逸和舒适的生活，不再怎么热衷煽动翅膀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脱轨的历史车轮，依旧还在继续在惯性下轰隆隆的象前冲去，时不时将一个个人的命运碾乱碾碎。
一切都不一样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上这位天宝神童，大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宰相，应当正在西北继续与那位陛下继续君臣相知，共挽狂澜，顺便制约那位野心勃勃的天子第一内臣李辅国，不动声色的奠定下他籍以辅助四朝皇帝的政治根基。
而不是仅仅因为一些与龙武军所代表的势力，在某些政治观点相近和赞同的因素，引起那位陛下的想法，而被宫中的妇人和内官乘机联手的枕边风，吹到河北充当一个名为主持大局，权利很大却是专门处理最棘手事务，也最容易得罪人的微妙角色。
事实上这一个结果，在他来成都见我的那一刻，似乎就已经注定好的。
说实话，我倒想和他结党，可惜人家淡薄明志的很，并不在乎你那点心计和得失，糖衣和炮弹扔过去，连一点水花和声响都没有。
李泌受袭也是一时震动的新闻，毕竟这是一位宰相……
几乎在同一时间，无论是驻留在河北的少年参军团首席领队李萼、还是河南尹苏震、都畿令许远、卞州防御使姚誾、河北采访使颜真卿等关系人士，各自都在第一时间送来了消息、再加上来自河北战地救护营中，李泌身边的幸存者，透露出来只言片语的线索，在这位遇刺过程中，有许多内幕值得玩味。
比如说地方上盗匪怎么会有胆量也眼光，试图袭击一个护卫旗仗齐全的宰相车队，那些流落地方叛兵，更哪有高强的身手，可以杀进朝廷重臣的临时驻地，那些曾经为叛军为虎作伥，却不得不亡命逃避追杀的江湖残余，刚好也混迹在其中……
一切的起因就是朝廷正在河北进行的改制风波。
朝廷恢复府兵的试点，不是在一向府兵集中的关内道(关内道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事实相当部分青壮，集中在龙武军控制的还乡团中，以军屯为名已经先行一步)，而是最受到战乱破坏最严重的河北道，河北的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的中原腹地，既是北方人口财富最集中汇粹，民风强悍，也是门阀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最密集的地区，一向是朝廷打压抑并的重点。
因此安禄山起兵后，虽然几度名义上控制了河北全境，但在这里遇到的抵抗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最盛时大大小小各种名目，多达几十路上百只不同背景的义军，在河北大地活动，现在战乱结束了，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就变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潜在隐患，再加上历次战败的溃兵，朝廷开始恢复府兵的试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因为，战乱也破坏了那些豪强门阀长久以来的根基，现在正是进行基础上的改变和重新洗牌的最好时机。
而负责发起和进行这一切的，正是以前天下并马大元帅长史领中书门下平章兼河北营田、采访、处置、厩养大使的宰相李泌，现在河北三大举足轻重的力量河东、朔方、安西北庭，都是于地方利益牵扯不深，西北出身的客军，借助他们的支持，用减赋，免税等怀柔措施为武器，软硬兼施剿抚并用，缓慢而坚决的成功解除了大量游离在地方的武装。
并对进行严格的甄别和淘汰，登记造册，然后打乱建制，按照家乡编管遣散，其中部分甄选合格的人，才准许他们保留防身武装，给予安置田地，由朝廷派遣的军府都尉，定期训练和管理，以满足军事征召的需要。这样做虽然过程很麻烦，而且牵涉甚广，明里暗中的反弹和抵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为统治想却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再加上重新清丈土地人口的缘故，进一步激化了这中趋向。
李泌正在河北清户检地，说白就是以恢复生产为名，进行统计户口，清帐田地之实的工作，原由官僚与地方利益密切的胥吏，并不见得怎么可靠，再加上战争对基层的破坏，因此他大量借用了武学和官学里，对计量和地理有专长的学生，后来龙武军撤离河北的时候，作为利益交换，又给他留了相当部分天候组和军匠营的相关人员，他的中兴大计，才得以开展。
他这么做其实在挖那些传统士族门阀的根子，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机会了。
要是在太平年景，这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河北、河东所代表的中原之地历来是人口最密集，也是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地区，所谓的山东七大氏族位代表的世族门阀，哪怕是皇权最强大的时期，也只能进行温水煮青蛙式分化削弱，而不是完全的取缔。要想通过官方的手段，知道他们到底荫蔽了多少土地，又隐匿了多少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大家族，往往还攀附和牵连着众多的中小家族，那些中小家族又有自己的部曲佃客，又牵连着众多的小门小户生产单位，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不是仅仅靠强力手段可以消灭的。
从屯田法到占田法到均田制乃至本朝的班田制，到土断，检户令，历代以来的土地和户口政策，无不是作为政府与大地主豪族争夺土地人口资源的斗争，就好比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一个稳定比例的中产阶级，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对农业根本的封建社会来说，拥有庞大比例的自耕农，才是集权国家良性运做的重要保证。
因为作为小家庭单位存在的自耕农，最有效率的方便国家调集资源和人力，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作为高度集中的大地主附属品，佃客部曲，因为切身的衣食生计相关，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主人家的利益，然后才是官府的需要，至于皇帝，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是以本朝历代君王，也始终贯彻抑制土地兼并，对氏族门阀既要分化使用又要限制打击的国策。
可以说，大唐百年强盛的基业，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这种班田为基础的府兵制度之上。
虽然恢复府兵牺牲了部分将来的赋税收入，却保证了整个河北的稳定。要知道大唐府兵最盛的时候，举国六百多府，每府最少一个八百人的营制，就是60万到80万的预备役。在历代对外战争中，总能源源不断提供合格的兵员，保持排山倒海式的压倒性投入。
如果不是三次讨南沼的天宝之战，将河北近二十万优良预备役兵员，损失绐尽，安禄山的野心和欲望，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现在河北战乱比其他地方更加惨烈，大量的土地荒芜，战火和屠杀，饥荒和瘟疫，无数大小门户的因此破灭，使得这些太平年景，很难彻底完成的工作，阻力一下小了许多，再加上西北系统的朔方军为后盾，使得这些非同一利益体系的，又经过严重削弱的旧日豪族，对主张昔日的权利，不再那么强有力。那些被遣散，却有被组织起来开荒的普通士兵，更不会反对对土地的期许。
历史似乎在这里遇到了一转机，战乱固然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同样也是李泌在奏折里所说的“革除旧弊，汰故焕新的前所未有之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