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159txt.
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
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
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会别出心裁，让人哭笑不得。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为此想了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
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第八节绣龙的内裤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他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他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的谄媚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是那么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候得浑身舒泰。
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努力向世人夸耀，人来疯似的。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崇贵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
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他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约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族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约一百年前的“立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他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
虽然累，但是他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对此不以为然。
第九节荒谬的忠臣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
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极度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才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三十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六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时圣上天启帝了。
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笑怒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luo)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纤毫毕现。
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
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
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的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
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计数。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
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朝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做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第一十节政治金钟罩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正统的。
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自己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绝难舍弃。
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朝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备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
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于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的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份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告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上升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
明朝中叶以前，阉寺(宦官)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大部分都是两榜进士。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朝及其以前各朝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
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自己的一生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yu)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帝国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第一十一节九千九百岁爷爷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在小农社会，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他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东林党攻击之初，他惶恐不已。然而此时，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有那样多的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这些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谋士的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这样，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宗建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宗建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在拷打周宗建的时候，魏忠贤的亲信爪牙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于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的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
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这毫不妨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
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于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做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
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做“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书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朱姓中书舍人，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是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
“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等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帝国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晋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朝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他很快达到了最高爵位。
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
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他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他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chi)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儿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
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灌溉了他干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词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
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么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他们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做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
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第一十二节造神运动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朝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出任东厂提督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朝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一位苏州官员朱祖文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李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
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划。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他还说自己是“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比这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quán)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
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帝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壮观远超什么岳庙、关庙。
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