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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全集(1朱元璋+2终结篇)【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张宏杰
简介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四十岁的农民朱元璋，在万众瞩目之下，爬上龙椅登基称帝，大明王朝就此诞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亲手建立的庞大帝国。明朝从建立到灭亡总共276年，其中有七张独特的面孔，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
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凭借人脉设计和高超政治手腕成功上位的朱棣，无视官场潜规则的硬骨头海瑞，在权力顶层呼风唤雨的大傻子魏忠贤，身兼政治墙头草和变态杀人狂的张献忠，在险恶政局中两面三刀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吴三桂，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反清复明并一举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翻开本书，您将清清楚楚看到这些帝王将相的欲望、得失、纠结、决断、布局与权谋，读完本书，您对人性的本质、权力的奥秘和中国现状的历史根源会有更深更透地了解!
第一部朱元璋
全新增订版序言
为什么张宏杰写的历史好看？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帏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再比如，那个历来被认为凶险、狡诈、处心积虑的大太监魏忠贤，在剥去历代史家的层层曲解之后，在他的笔下剩下的是一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素来在太监中被欺负被嘲弄，直到五十二岁了还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谁承想机缘巧合命运捉弄，他居然被颠簸到大明王朝权力结构的最高点进行了一番手忙脚乱漏洞百出的表演。
这些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吴三桂那样无情。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它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它把吴三桂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的人格结构在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断裂。它把魏忠贤这样天姿平庸的人推向社会制高点，看他在这个让人眩晕的高度上如何忘乎所以、丑态百出。他把海瑞这样的道学先生放到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看他无望的坚定顽强和可悲的下场。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这些剧目对七十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莫言
2006年初版序言
令我兴奋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章诒和(著名作家、学者)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保罗·约翰逊(johnson)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研究的对象，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叙述继续探究下去——当“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模拟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做秀。”(南方朔《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客体，从而引导读者深入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启示，在启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他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绝非“戏说”。最近，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于北京守愚斋
读懂古人的无奈、智慧与权谋
——丁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宏杰居葫芦岛，我住北京，两地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然而，我们首次见面，居然是在大洋对岸的异国。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提前两天来到大学城普林斯顿，准备和一对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伉俪同行。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一个剃光头戴眼镜的年轻人，主人介绍，是参加同一会议的张宏杰，辽宁人，学者，作家。女主人特别补充，历史随笔写得很棒。
我在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如今被称为作家、学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张宏杰水准如何。
我们都是第一次访美，对这片大陆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承蒙主人好意，驱车带我们一起游览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我们一起参观了爬满长青藤的开放式校园，浏览了罗列各洲艺术珍品的校美术馆，拜访了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那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高级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在爱因斯坦经常散步的这片横七竖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树的森林里徜徉。那天正逢美国大选揭晓，布什胜了克里，这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张宏杰话语不多，只言片语却颇有主见。后来，在学者伉俪家的餐厅，我们又屡屡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史，这个小伙子对历史的思考又一次给我留下印象。他对“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在反思批判之余，能抱有同情之理解，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到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结伴游纽约，游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经去韩国旅游了一次，写了一本《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这次来美国，他有一个想法，想在美国打几天工，体验一下在美华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后再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还真找了一位在美国的远房亲戚帮助联系，但由于他打算待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此事，我感到这个年轻人写作的勤奋。
回国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历史随笔《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笔记》。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笔生动流畅，时有思想闪光。
掩卷时，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受到那对学者夫妇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对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对宏杰，也因这本书顿起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宏杰来北京，我们又见过几面，我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该刊的编辑说，刊物排印时，印刷厂的普通职工都被张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诉他，整本刊物就数张宏杰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学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张宏杰的文笔更有亲和力。刊物印出后，被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看到，他马上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打电话，问：张宏杰在哪里，怎么联系？这件小事，又一次证明了张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张宏杰告诉我，他又完成了几篇关于明代人物的文章，他描绘了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的七个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这七个人的画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轮廓。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不过学的是历史，当时却热心于读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学专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对一些僵硬教条的解释和附会。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期，对我当然更具吸引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能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由于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
有些学者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只会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内地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了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他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刮目相看。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这里不妨从张宏杰的书中试举几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虑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学院的入门资格，或许能够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两位具有博导资格的朋友推荐，他们都对宏杰的才华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帮助他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术界。然而，不知是由于怕学外语，还是惧怕学院式的工作方式对他的写作带来局限，他至今没有下定决心。不管张宏杰最终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愿他能获得一个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写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
第一章生逢乱世：饥饿儿童朱重八
第一节最草率的出生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侍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那份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
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强忍着疼痛扭头往家走，刚进家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淘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第二节饥饿儿童朱重八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的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他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爨(cuàn)骨为炊的悲惨岁月。
第三节为什么越穷越生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1计算，就已达到140～150斤左右。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97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0.065％，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11％，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2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1宁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从事中国历史、史学理论、敦煌学的研究。著有《宁可史学论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等书，讲有《史学理论》、《六至十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历史上的中国》等多种著作。
2赵冈、陈钟毅，皆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两所大学长期任教。两人合著有《中国棉业史》、《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等多种著作。
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韧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身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重八，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他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是何等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郎瑛《七修类稿》)，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郎瑛《七修类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