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等同班学习。husttest.这时，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学习很努力刻苦，深得中国同志
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学习期间，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和工人、农民
一起劳动、生活。他常对人说：“要演好一场戏，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龙套
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和人民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
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
经汕头、大埔、长汀，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就找到毛泽
东、周恩来等请求分配工作。周恩来说：“红军大学有一个军以上干部组成的高
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你去担任该班的政治委员吧。”
董必武二话不说，携行李就去报到了。
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一片丛林中，学员们给红军大学起
了个雅号叫“森林大学”。一天中午，留着胡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来
到学员中间，他风趣地说：“小伙子们，你们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新兵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董必武丝毫没有畏难情绪。每天一大早，
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操场，皮带系得紧紧的，绑腿打得利索结实，穿着草鞋，军容
威武，精神抖擞，下巴上两撇八字胡随晨风飘舞着。学员们见了，心中油然升起
一种敬佩之情。
在红军大学期间，董必武承担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和时
事政治等七八门课程，他的讲课内容充实，别开生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1933年3月，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办了。校长任弼时对董
必武说：“你来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领导积极建议过，你来最合适。”就
这样，董必武调到了中央党校，先任教务长。不久，副校长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
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是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训练工农干部，提高广大干部
的马列主义水平创办的。学员有苏区和白区的工作人员，有党、团、苏维埃和工
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为
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武费尽脑筋，广泛
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区革命战争和工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
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
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
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
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共党
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革命史，
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行的
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生受人煽
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从而使一些
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
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
“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
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
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
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
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
然起敬。从此，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引起了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不满
和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董必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些不实
之词，说：“我图的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宁愿不做党校校长，
也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风范，赢得了苏区党员干部的
敬仰。
董必武身为党校校长，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受到党校学
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的普遍敬重，但他从不以此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反，他时
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有一次党
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董必武工作忙，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
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
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党小组长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
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十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
部，首先是个党员，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党员。”
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有参加组织生活的事，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
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被任命为最
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1934年10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毛泽东的先生徐特立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时，已有50多岁。他中等偏矮的个
子，头发斑白，有点秃顶，门牙脱落，戴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
观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年轻时的老师，用亲切的湖南口音爽朗
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风趣地说：“润芝，我虽然头
发白了，但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战士，你可要让我多为革命做点工作哟。”
当时，恰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
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
这给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特立出了一个新课题。但他并没
有畏难。为了摸清这些俘虏兵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地进行引导教育，徐特立来
到俘虏兵中间，逐一调查询问。他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很快赢得俘虏们的信任，
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几天下来，徐特立发现，这些人大部出身贫苦，为国民党
当兵打仗或出于谋生考虑，或出于强迫无奈，被俘后有的气恼，有的悲观，情绪
相当低落。
徐特立当即把负责看守这些俘虏的同志都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俘虏兵
原来都是穷苦人，只不过被国民党欺骗愚弄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简单粗暴，要
采取交朋友、谈心和民主讨论的方式，真诚坦率，平等相待，通过我们的热情诚
意去开导、启发他们，使他们了解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虏兵原来沉默寡言，士气消沉，
经过一番和风细雨式的开导、启发后，他们纷纷主动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谈心，
吐露自己的想法、认识，而徐特立总是笑咪咪地听着，从来不厌烦。他抓住每一
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加以启发、开导。
后来，这批俘虏大都成了“解放战士”。离别之时，这些特殊的学员恋恋不
舍，含泪和徐老告别。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1年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找到富有办学经验的徐特立，围绕着如何发展苏区教育
问题进行了彻夜的深谈，并把发展苏区教育的重任交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徐特立
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为了制定切合苏区实际及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教育措施，
徐特立不辞辛劳，深入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细心研究。很快地就掌握了
苏区群众的文化状况：百分九十以上的农民不识字，劳动妇女几乎全是文盲。针
对这种情况，徐特立认为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开展扫盲运动。为此，他亲自起草
扫盲运动方案，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多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他还
经常深入到各区乡，指导和组织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小组，把农民
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并规定每人识字三千就算脱盲。在徐特立的大力倡导下，
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出现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
席，马伕教马伕，伙伕教伙伕，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扫盲局面，深得毛泽东的
赞赏。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主持中央政府
教育部的工作。
凭借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徐特立认为，在中央苏区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地
区，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亲自抓了苏区师范学
校的建设。1932年3月，徐特立在瑞金天后宫举办了师资培训班。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徐特立一人承担，一切教材由他一人动手
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
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先后为苏区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
学员毕业后分派到各县、区、乡创办列宁小学，使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如竟相开
放的烂漫山花顽强地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徐特立到苏区之前已经名重教育界，受到人们尊敬。到苏区时，他已是年近
花甲的老人，但他仍然处处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廉洁奉
公。当时，每创办一所学校，都是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办学所需要的
经费，他带头节衣缩食，把自己极其微薄的伙食津贴拿来补充经费。自己则经常
吃白菜、萝卜、辣椒之类，穿的是粗布衣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但在工作上，
他却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当校长时，有的教员常把半截粉笔丢掉，他却不
声不响地捡起来留给自己上课时用。在教学上，他言传身教，耐心细致，注意理
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编写的教材，把识字学文化与掌握革命常识相结合，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如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是新编《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
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一不平，大家鸣……“
在苏区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徐特立处处提倡并坚持实事求是。他要求教育部
的工作人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作调查，摸清情况，然后制订切合实际、行之
有效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他常告诫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
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
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从不随意发
号施令；对于边远山区的工作，他就通过书信往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才发
表自己的意见。
徐特立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以身示范、为人师表的革命楷模。谢觉哉曾赋诗颂
扬他是：“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徐特立不愧为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红军长征时，徐特立以58岁的高龄，编在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随队长征。
红色法官何叔衡在中央苏区，有一位老者，他年近花甲，稀疏的头发和浓密
的胡子衬托着一张威武、善良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着丰富情感。毛
泽东说他是“感情一堆”，萧三则称他是一头不辞辛苦的“牛”。在苏区的群众
中则广泛流传着他执法严明，裁决准确的故事。他，就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
衡。
1931年秋，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何叔衡根据党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