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28lu.撤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何叔衡同志年纪
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
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
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副主
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体弱者转
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塘村，陈毅再
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陈毅
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
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
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
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
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要投
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
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抓
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间，
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驻重庆八
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是元
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听不
进。
就在项英2月5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的中
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
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
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央陆续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张国焘领导的红四
方面军，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远在中央苏区腹地、危
在旦夕的项英、陈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
岗位。
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
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
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
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
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
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
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
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
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
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
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
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
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
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
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
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
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
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
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
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
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
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
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
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
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
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
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
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
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
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
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
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
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
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
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
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
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
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
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
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
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
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副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上，
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移的
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宁都起义
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对他
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