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tayuedu.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一次
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在大余活
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来仅
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
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料峭春寒浓，强敌跟踪，夜行山谷月朦胧，林密坑深敌惊胆，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后一
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年3月9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
电报给中央(这一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
已经突围了，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
去。从早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
再维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
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伍全
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十人。我
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冲过来再打。和
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这时看见山
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到山
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是那么积
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书籍、机器、
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找项英，他是中央
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
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人起
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
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冲散
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的归庄，
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红军万岁”
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
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哭
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年5月加入共青团。1923年7月转党。早年在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年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二十
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
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3月9日下午3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
在的第三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
是抢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
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嶂。
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水猛涨。
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一阵，但一直
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我牺
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李翔吾、
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
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大
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得像挖
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年3月31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
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
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人从
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织上
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万一外，
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们几个年轻战
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得难过，真想去找
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以为
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之前，首
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是敌
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有棵
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低声说：
“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
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同
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深地鞠了
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中弹。
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
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
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
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年夏从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中
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
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谋长
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
天，敌人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
处是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
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了，
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
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
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
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
是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长郭如
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1935
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放出来，
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导团
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英失
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
了三五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