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yuedudi.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的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3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4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这种尊敬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尊敬，不如说是对实力的尊敬，对各自的历史地位的尊敬。抛开各自信仰的主义和各自行进的道路，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皆以为自己必定且注定要完成某种不可言喻且不言而喻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
第四章“围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
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
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
“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多大的心思。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
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也如此昂贵。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阎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别人不愿干的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叫“坦克”。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
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度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害怕督军的暴力。几天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刚刚被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其实李立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工人保护，李镜蓉的这个儿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当时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探知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是罢工首领，出600大洋找人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的时候，也总是跟随几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条件下手。
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的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唯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
对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因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
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廷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的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最终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浔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起义时间定到8月1日凌晨举行。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局势最为黑暗、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毛泽东描述自己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