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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完结阅读60

  岳与刘湘相反。dangkanshu.他最害怕红军久留贵州,便认为红军在贵州久据的可能性最小。他率10万大军入黔后,已经把贵州看做自己的地盘。红军二渡赤水时,他刚刚就任掌握全省军权的贵州绥靖主任,觉得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唯独贵州不比江西,山穷水恶,久据不易;若再东驱回湘,则更是不得已的下策。

  龙云与薛岳一样,怕红军入云南,便认为红军在云南生根很难。他觉得红军多是江西客籍,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其余将领基本不熟悉滇北滇西地方民情。云南民风强悍,组织严密,红军过路是上策,久据是下策。

  陈诚则完全代表蒋介石,分析问题的心理与刘湘颇为类似。蒋介石最怕红军向东威胁其中枢,陈诚便估计红军有极大的可能向东。他认为朱毛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合,或回湘与贺龙、萧克会合,是战略上必然的两个腹案;川滇地处边陲,红军久据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最应注意的是红军东返与贺、肖会合。如此追剿较难,影响也较大。

  众说纷纭。红军到底会去向哪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陈诚、薛岳、刘湘、龙云,把红军入川、入滇、回湘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皆认为红军图黔的可能性极小。

  红军却偏偏要图黔。

  黎平会议就看中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又提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除了遵义会议后到一渡赤水前短暂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四川,红军领导人一直没有放松对黔省的注视。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图黔决心更加坚定。为彻底实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

  于是继土城之战后,再次出现“决战”这一字眼。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命令中所提的“此次战役”,即指预定的歼灭周浑元。前敌司令部也专为歼灭周敌而设。毛泽东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任实际的总指挥。

  同一天《红星报》提出口号,“为赤化贵州而战!”

  3月8日更发表了《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遵义附近的战役中,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11团之众,这是反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这一胜利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更加开展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局面。

  同志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决战就要开始了,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全党同志一致动员起来,团结在党中央与军委的周围,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用你们的模范作用,经过你们党的支部,去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继续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当前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将不仅赤化全贵州,且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大胜仗”、“亦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并“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二渡赤水的空前胜利,使中革军委再一次急于求成。

  一渡赤水前打败了黔敌就轻视川敌;三渡赤水前打败了吴奇伟就轻视了周浑元;事情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演示:失败包含着胜利,胜利也包含着失败。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路,寻歼周浑元,未果。

  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毛泽东对这一仗踌躇满志,率前敌司令部亲至白腊坎。除要求各军团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烧不起来。

  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

  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具体部署是:

  以三军团两个团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以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两个团消灭西安寨之敌;

  一军团主力4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电文很长,对各部队行程时间、途经地域、到达位置,均有缜密算计,一如林彪以往的指挥风格。看得出来,这一建议决不是草率思索的结果。

  西安寨、新场之敌为黔敌犹国才旅。林彪长思后提出该作战计划,核心是不想打周敌,想打黔敌。所以仅以“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但成立前敌司令部就是为了打周浑元。林彪突然站出来说不打周敌而转攻黔敌,给毛泽东带来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

  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最后毛泽东也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实在是个连张闻天也觉得尴尬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之人,6天前他刚刚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6天后又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认可了毛泽东的辞职。

  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便自然恢复。

  毛泽东后来常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他有深刻的体会。井冈山“八月失败”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通过返回湘南,损失了二十九团。红四军“七大”上,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遵义会议以后,又是举手表决,几乎使其刚刚担任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

  这回争论后,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举手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赞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

  这便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相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就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二渡赤水后前敌司令部总指挥、3月12日“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中共中央变换军事领导的决策才最终完成。

  3月13日20时“新三人团”发布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

  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还是要打周浑元。

  3月14日,“新三人团”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

  3月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驱赶老百姓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碍,以阻击红军进攻。

  面对这些不利条件,红军指挥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彭德怀、杨尚昆3月13日19时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建议中所提“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正是后来红军攻击失败的原因;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也恰是后来采取的方针。

  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攻击周浑元的具体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以五军团和三军团之第十、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协同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之敌。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鏖战至13时,敌机在士兵白色标志引导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黄昏,红军以密集队形实施连续冲击,仍不能得手。战至天黑,因敌占据有利地势,只得停止攻击,与敌对峙。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追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

  鲁班场战斗失利。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涵着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潜伏着失败。

  鲁班场战斗的失败。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

  正是这些失败,这些“不得不”,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趋近只有脚踏实地者才可企望的胜利。

  遗憾的是,今天查遍能找到的《人名词典》、《历史词典》、《军事词典》、有关国共两党情况的工具书,竟然始终找不到给毛泽东造成很大麻烦的周浑元的简要情况。

  他是哪里人氏?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军旅生涯?他在何处而终?

  此人跟着薛岳,长追红军两万余里,但来也无影,去也无踪。

  四、赤水不是逍遥津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从国民党的资料看,蒋介石起初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他在重庆电示薛岳:“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珩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