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9月是蒋介石剿共以来最为轻松的一个月。kuxingyy.他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7月25日，前红军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向驻泰和之剿匪军第七纵队周浑元投诚。”
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从江西遂川之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开始突围西征。
蒋介石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他得意扬扬地对部属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他认定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了。
9月2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严令各路将领，于12月中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肃清江西红军。
9月4日，蒋介石电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从速绵密构成碉堡线，坚密守备，以防红军向西突围。
这一时期，蒋介石周围可谓捷报频传。
9月11日，北路军薛岳部之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以堡垒推进之法，向兴国和古龙岗地区发动进攻。
9月中旬，北路军樊崧甫部，从广昌驿前南下攻占小松后，向石城发动进攻。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李延年部第三、九、三十六、八十三师，汤恩伯部第十师和刘和鼎部第八十五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会攻松毛岭。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激战数天后撤退至汀州、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形势更加险恶。
面对定局，蒋介石把“围剿”之事委托部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
他在察哈尔向宋哲元表示信任，在北平与莫德惠、马占山握手，在归绥接见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时双方都屏退左右，在西安拍杨虎城、马鸿逵的肩膀。
得意潇洒之中却突然接到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突过信丰江。
蒋介石急忙赶回南昌。此时红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向南突进的举动，是战术行动还是战略行动？需要作出迅速判断。
难为了刚从华北归来的蒋介石，空中侦察红军动向，也未提供满意的情况。
10月23日，蒋介石给各路总指挥发电，“该匪此次南犯，是否主力或先以一部渡河？”问总指挥们，也是问他自己，叫大家跟他一起思考。
10月25日，蒋以南昌行营名义再发电：“查匪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
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红军南窜是否是主力？是否动用了全力？这是蒋估算红军动向的两大疑点。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给他印象太深了，他不敢再次上当。
蒋介石把身边的智囊们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中，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部第二厅厅长林蔚值得一提。
1934年3月蒋介石创设侍从室，就是杨永泰的主意。这是他对蒋家王朝的重大贡献。杨永泰政治经历非常复杂，与各派政治人物如黄兴、段祺瑞、陈独秀、邹鲁等都有不薄的交往。年轻时考中秀才，即逢科举报废；先参加了国民党，后又与人组织民宪党；拥护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并当了南方政府的财政厅长，又接受北方政府委任，就任雷州安抚使伪职；先因提倡共和，被袁世凯明令停止议员职务，后因为北洋军阀张目，被孙中山通令缉拿……多年来杨永泰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鱼，穿梭沉浮于政波宦海，硬是在其中熬练出一双敏感的火眼金睛。蒋介石专门把他请来，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
林蔚，参谋部第二厅厅长，具有扎实的军事学及参谋理论功底。早年是孙传芳的部下。平日深含不露，工于谋人，善于度势。统治集团内部皆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事，林蔚长期处于这种地位，毫无怨言。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编遣战败的西北军，他提出“高官少兵”原则，即对归降的西北军将领官可以给得很大，兵却编得很少。蒋介石采纳后，顺利平安地解决了西北军部队，深得蒋赞许。他是蒋解决棘手问题的重要帮手。
贺国光，行营参谋长。北伐前就职于吴佩孚鄂军系列。投靠蒋介石后便交出军权，宣布不再带兵，以做蒋幕僚高参为职业。1928年北伐中，向蒋介石提出“切忌顿兵坚城”的建议，云“我军每城必攻，则将耗费时间，徒增伤亡”；“凡非战略要地，切忌顿兵坚城，不如留置一部监视，大军仍然绕道前进”。蒋按其建议使北伐军绕过敌军坚守的临沂、泰安等城，直取济南获得成功。“围剿”江西红军中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方针，也是出于贺国光的心计。
现在必须为蒋最头痛的红军动向和去向问题作出判断了，杨永泰、林蔚、贺国光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境入湘南，重建苏区。
三、先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蒋介石认为第一种可能对自己最为有利。红军进入粤境，逼得粤军拼命抵抗，将很难立足；红军、粤军两两相拼杀，蒋将坐收两利。
第二种可能令蒋最为担心。湘南地区即使对当地的湘军来说，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真空地带。红军入湘后一旦与贺龙部会合，便如漏网之鱼，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一轮耗时费力的“围剿”。
第三种可能蒋介石认为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但消耗大，红军担负不起。
第四种可能是老谋深算的杨永泰提出来的。他不但提出红军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且进一步提出要考虑红军而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杨永泰这番估算，对蒋家王朝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当初建议组建侍从室。但平素对他言听计从的蒋介石，偏偏这回不屑一顾：“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提出的可能，便被放在一边，不予考虑了。
蒋介石的追剿部署，则按照争取将红军压入粤桂、严防红军入湘与贺龙会合的战略意图实施。
而红军最初的战略意图，也是入湘与贺龙会合。
真是国共所见略同。
世间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奇异。红军认准的方向因为也被蒋介石也认准，全力防堵，便无法成为最终走向。
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是蒋介石，当时红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又正因为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成为了红军真正的走向。
十多年后，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从凄风苦雨的溪口飞往台湾的蒋介石，不知能否回想起当初杨永泰那番老谋深算的预见。
从蒋介石方面反证，红军长征前的保密工作，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所以蒋介石手中即使有了叛逃的中革军委委员孔荷宠，有了为保住性命愿意讲出一切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也仍旧对红军形将采取的战略行动一无所知。
不利的一面，是同时也阻碍了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理解。
直到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李汉魂师在延寿之役发现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番号，几乎与此同时李默庵师占领瑞金，掳得的部分红军资料，蒋介石才最终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红军的突围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
第二，红军的突围方向不是南下，而是西进。
为时尚不算晚。委员长南昌行营像一台突然获得动力的机器，笨拙而迟缓地转动起来。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向行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每次挂电话的声音皆很重。行营上上下下极为紧张。
摔电话声音重，因为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机会。他怕稍纵即逝，要不遗余力抓住它。
此时红军已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正在向第三道封锁线逼近，进入湘粤桂边境地带。这正是利用粤军、桂军、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作战，利用湘桂边境的潇水、湘江之有利地障，围歼红军的大好时机。
他反复踱步中对部下反复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对南昌行营制订的中央军与湘、粤、桂军联合作战的湘江追堵计划，从出任的指挥官到动用的部队，蒋介石无不费尽心血。
首先是中央军方面参加追剿的统帅。
蒋介石点将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
对蒋来说，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中可谓首功。
陈诚却向蒋推荐薛岳。
其实薛、陈之间，并无多少交往。且薛岳资格老，与陈诚的恩师严重同辈。1927年北伐军向上海挺进之时，薛岳为第一师师长，严重为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不过是二十一师下面一个团长。
使陈、薛接近的，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空前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统帅中央军嫡系12个师，担任主攻。但中路军出师不利。先有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被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负伤被俘自杀；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后又有陈诚的发家部队第十一师在草台岗陷入红军一、三、五军团包围，遭歼灭性打击。师长肖乾负伤，残部撤至黄陂。三个主力师连遭灭顶之灾，蒋介石急得跺脚，说是“有生以来最大之隐痛”，陈诚也几乎被政敌没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责其“骄矜自擅，不遵意图”，给予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陈诚系统的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就在陈诚损兵折将、急需帮手的时候，罗卓英、吴奇伟向他推荐了薛岳。
陈诚转而在蒋面前保举薛岳出任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即让出第六路军总指挥职，保薛岳继任。
第三、第六路军是第五次“围剿”作战中担负战役决战任务的最大的主力兵团。陈诚在宣布薛岳就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集会上，还说了一句后来在蒋军官兵中广为流传的话：“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
薛岳绰号“老虎仔”，广东乐昌人，作战欲望强烈，战斗作风也颇为顽强。
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退到潮汕，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奉命协同粤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等部阻击，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薛部4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关键时刻，起义军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邓龙光部，向其当年好友、共同掩护孙夫人突围的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在南昌起义部队的战史上占有重要一笔。起义领导人的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在这里被薛岳和陈济棠击碎。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四师保存下来的力量很少。最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是留守在三河坝、未西进汤坑的第二十五师。
这年12月，薛岳又率部参加了扑灭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其部第四团连续五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发动攻击，最终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但薛岳素与蒋介石不睦。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亲自撤销了薛岳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
蒋介石对待与其不睦者，一用金钱，一用大棒。
陈诚则不同。1929年12月，在河南确山前线放走被打败的唐生智第八军军长刘兴就是一例。作为胜利者的陈诚，似乎对生擒敌方主官，以获更大声名兴趣不大。
结果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声名。
当然，放走了刘兴的陈诚博得了一个美名，却没有工夫去顾及那些永远埋在战场上士兵的白骨。
但无论如何，在用人方面，陈诚确有过蒋之处。
充当打手为主子消灭异己，属于低等忠诚。
高等忠诚是能为其主化敌为友。
蒋介石从来不乏打手，却缺乏陈诚这样尽心竭力笼络对手，为蒋拉拢反对派不遗余力的人。
张发奎、严重、黄琪翔等人皆反蒋，却皆与陈诚有很深交往。他与他们知心，为他们的一般言行保密，不但不做包打听和告密者，有些时候反而向他们通风报信。
金钱和大棒是蒋介石惯用的武器。陈诚却发现了另一种武器：友情。他通过友情拉拢调解疏导，力促他们拥蒋，实在不行也要中立，尽量不让他们出现反蒋的倾向。
很多时候，友情起到的作用是金钱和大棒都起不到的。
最典型的是薛岳。
对陈诚的一再保举，薛岳自然分外感激，在作战中便特别卖力。尤其是陈诚对信任之人放开使用，为不使其心存芥蒂，还为其担当责任的手法，更使薛岳念念不忘。一个传统的粤籍将领，如此短时间内竟然习惯以中央军嫡系自居，从此对地方军政势力横眉竖眼，在那个拥兵自重、到处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