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deshucheng.蒋军嫡系四个主力师的到来，迫使彭德怀于当晚撤出战斗。
黎川失守和三军团攻硝石数日不克，使抚河会战计划告吹。林彪率一军团攻资溪桥又数日不克，与敌人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第一步，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陷入被动。
虽然都是过去的对手，但保守实力消极避战现象和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现象不再出现。敌人好像换了一批人：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忍且增援及时。
敌人在变。
应该敌变我变。我们怎么应变呢？
就在蒋军军事行动开始、陈诚向黎川进攻的9月25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人到达中央苏区。
他从何处来？真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干什么？他的到来，将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时间。
必须从更远的源头去追寻这一复杂线索。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问结果，发现约瑟夫向马来亚共产党人转递的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高效率地作出了反映：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租界警务处也迅速查实了两处可疑地点：
一处为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房主是noulensruesg(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其妻gertruderuegg(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称为牛兰夫人；夫妻俩持比利时和瑞士护照。
另一处为南京路49号30室，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也是牛兰。
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
由于事先毫无预兆，密码和账簿都来不及转移，被租界当局如数缴获。
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
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今天回顾这桩当年轰动整个东方的要案，应该叹服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上海租界当局从多方入手，却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以证实嫌疑犯确实来自苏联，结果发现即使牛兰夫妇当时年仅4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
几十年时间过去，不要说当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后来国民党政府的审讯者没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秘密工作人员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不知道他们二人的真实姓名和经历。
一直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布，牛兰夫妇的儿子、年近70岁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将其父母的真实情况披露给世人。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0岁失去父母。1914年毕业于基辅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定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后来从事教师职业，专业是数理逻辑。其爱好广泛，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受共产国际委派，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他们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务集中归结为三项：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以上任务得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
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经验必须十分丰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
牛兰夫妇完全符合这一条件。他们二人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牛兰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时间，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个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牛兰夫妇在上海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
而且还祸不单行。
本来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被缴获，但由于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内外，早已见怪不怪了。谁知道这对夫妇在为谁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化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县人，原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时期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以保障各种革命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特委三名领导人，一是中共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便是顾顺章。此人所处地位之重要与关键，也可见一斑。
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当国民党军警按照顾的口供冲进那些秘密据点和居所时，都已是人去屋空。
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对人说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为有效：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得以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关节顾顺章叛变，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一对人物，即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行动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二人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作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人都在上海，都从事秘密工作。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订。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