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使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四万余人，损伤过半。qishenpack.
四渡赤水期间虽然在扎西地区和遵义地区招募到几千新兵，但到过金沙江时，红军总人数已减到两万余人，又减了一半。
中央的战略意图又不甚明确，长期以来不能找到战略立足点，部队中普遍出现牢骚和埋怨情绪，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照这样下去，部队没有被打垮也要被拖垮。
部队的情绪在影响指挥员的情绪，指挥员的情绪在影响决策圈的情绪。
从林、聂4月25日发给军委的电报中一句话三个“应”：“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到彭、杨4月26日电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要求“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前线指挥员的焦急情绪已明显可见。
林彪过金沙江前已经牢骚满腹。他说红军净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要被拖垮。过金沙后进至会理地区，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
聂荣臻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的追击不会停止。如果蒋介石增援川军，合力堵住大渡河，后面再有追兵，我军只能在这块狭长地区转来转去，十分不利。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
聂荣臻说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拒绝了。
彭德怀说他当时回答“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
林彪放下电话就给中革军委写信。写完信要聂荣臻签名，聂不签，林彪便签上自己的名字将信送了上去。
林彪爱思考的特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特点：爱写信。自己思考的东西，喜欢把它写下来。他平日话少，作战命令也历来简洁。但写成信件便不惜笔墨、简短的不多了。
林彪的信涉及的问题一般都较重大，意见也往往颇为尖锐。正确的，看后觉得他目光犀利；错误的，则感到他为人刻薄了。
其一生中有这样几封信件嵌进了历史。
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当天，林彪得知毛泽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立即写一急信给毛泽东：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第一个、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支持。他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留下来斗争。但信中对朱德用了十分过分也十分伤人的语言。
林彪把信交给了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江华在井冈山时期担任前委秘书，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立即将信送给毛泽东。
据江华回忆，毛泽东那天晚上一夜未睡。
红四军的主力是二十八团。掌握红四军，就必须掌握二十八团。但该部是南昌起义的队伍，不是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才刚刚一年，毛泽东对这支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的来信，对困难中的毛泽东的鼓舞，肯定是“巨大”二字了。
一夜未睡的毛泽东后来给林彪回了一封情义真切的长信：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
毛泽东
6月14日于新泉
信很长。毛泽东一口气写了8000字，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对林彪一吐衷肠。
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1936年他在陕北对斯诺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儿东西；打土豪归公。八项注意开始是六项：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添了两项：不搜俘虏腰包；洗澡避女人。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补充说：“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
能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条文中加进两条的，绝非一般之人。毛、林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林彪本来还能加上第三条。
1929年2月红四军东固整编时，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她们留在部队，便通知所有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退出，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长，新编第一纵队司令员，颇有些权威，而且有一些人赞同林彪的意见。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军了，只有绕路远远地跟在部队后面。
但对贺子珍、曾志等在四军政治部前身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不敢动。不敢动就没有权威，所谓“枪毙”，说说而已。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女同志，帮她们说话，给她们壮胆。最终，林彪这个精简的意见也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写完回信后，红四军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了谭震林，未通知身为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毛泽东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毛泽东不但不能参加军委会议，几天后在红四军“七大”上又丢了前委书记。与贺子珍、江华等四五人拿着闽西特委发的每人30元钞票，离开部队去闽西蛟洋。人还未走，江华的马就被收走了，江华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那是毛泽东失去领导权的最困难时刻。
林彪就是在那个时刻，坚定地维护与支持了毛泽东。
第二次是毛泽东给他写信。林彪在井冈山讲“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专门写一封信给他，谈星火燎原。
这封信让林彪后悔了一辈子。解放战争时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一听说延安要出版毛泽东选集，马上去电要求收入该信时，不要写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被确定为接班人了还怕不保险，一定找人写上一段“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然后就是会理这封信。聂荣臻不签名，自己一个人签，签完立即送上去。
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之时，他坚定地维护和拥护过毛泽东。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历经千辛万苦的毛泽东刚刚取得领导权，他又突然站出来反对，而推荐彭德怀呢？
林彪念念不忘毛泽东此期间指挥的两次败仗。一渡赤水前土城之败，损失很大，赤化四川顿成泡影；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红军只有离黔，赤化贵州又无可能。
特别令林彪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否定了他的打鼓新场战斗。
林彪的个人自尊心与自我尊严感极强。聂荣臻回忆，他有一个小本子随身不离，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指挥过的历次战役及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数字。这是林彪的命根。谈起这些数字，他立刻容光焕发，可以顺着小本子神采飞扬地一页一页念下去；平时无话可说、不苟言笑的架势顿消。部下们就说：“军团长又活了。”
但四渡赤水期间，他的小本子上基本是空白。彭德怀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取得遵义大捷。林彪也想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搞一次大捷。但打鼓新场战斗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让他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鲁班场战斗，又是一场失利的作战。
其余的便剩下无休止的撤退、转移、回头路、弓背路、马鞍路。
林彪是不会把这些写到小本子上去的。
这些失利却深深印在了他脑海里。
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想赤化四川，轻视了四川军阀对四川志在必守；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又想赤化全贵州，轻视了蒋介石对贵州志在必得，这些在林彪眼中，无疑都是毛泽东之失。彭德怀则指挥一、三军团，一仗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而且彭德怀任指挥时，强攻、坚守这类硬骨头基本上都自己啃，迂回、包抄这类避开正面而且有速度就有便宜的好肉，总让他林彪吃，林彪倒也佩服彭德怀这一点。加上鲁班场战斗前两天彭德怀提出无攻破周浑元的可能，建议脱离战场，4月13日又向军委建议入滇，意见都提得十分关键。
所以林彪再未多想，便提出应由彭德怀出来指挥。
有这种情绪的绝非林彪一人。他又打电话又写信，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卫局长罗瑞卿都在场，无一人劝阻。
就如井冈山时期林彪怀疑红旗能打多久代表了一种普遍情绪一样，四渡赤水后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
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给中革军委拍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其中“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用语，似也有检讨领导之嫌。
林彪那封信的原文至今未见任何材料披露。当事人的回忆便不免带有某些主观色彩。如：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要朱、毛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当解除指挥权等等。
脑子转得飞快的林彪，似不会如此直露。
《彭德怀自述》中的引述较为可信。彭德怀回忆，林彪信的大意如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说可信，因为符合林彪的性格。不管底下牢骚多大，但涉及到指挥权问题，话还都是绕着弯说的。猛一看，也不是对着毛泽东一人。两个月前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中，毛泽东提出辞职，也有过让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的安排。所以林彪的提议不是完全无据，也并非十分唐突。
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早已引起毛泽东警觉。但解决的时机还不成熟。
不成熟，毛泽东就不行动。
所以有4月25日对前线指挥员的指示：“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点到为止，不作强行解决。
1929年初，脱离根据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打圈，三千多人吃饭都难。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一开会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分兵了，便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又面临这种局面。
成功地抢渡金沙江，使追敌被远远甩在后面，相距一个星期路程。遵义会议以来苦苦追求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已经实现。毛泽东觉得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恰在这时林彪来信。毛泽东见其一贯信任、本身又擅长运动中歼敌的林彪也出来非议指挥，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林彪的信成为一剂催化剂。毛泽东立即向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建议。
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扩大到哪一级，限制却很严。参加者不多：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共8个人。
要求很严，通知的人必须到会。彭德怀正在指挥攻打会理城，从前线撤下来；杨尚昆生病发高烧也不能请假，用担架抬到会场。
会场却很简陋。怕敌人飞机来袭，在会理城外一个称为铁厂的山坡洼地上，临时搭起一个草棚充作会场。军团负责人在草棚里打了地铺。
有两个传看材料：一是一军团林彪来信，二是三军团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会议气氛紧张。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报告的大纲会前已经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他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表现。
毛泽东接过来发言。张闻天矛头对着林彪，毛泽东矛头却对着彭德怀。起初与会者没有觉察到。
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