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2023xs.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廷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廷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廷，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廷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廷的风范。他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廷的做法很像。
如此精明的一位鲍罗廷，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的鲍罗廷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坐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廷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廷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廷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廷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廷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廷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致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阻碍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没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
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
鲍罗廷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廷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廷：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象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廷，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廷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廷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继加伦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伦的鲍罗廷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廷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扬扬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
在鲍罗廷的主观意识主导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
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它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廷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廷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临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的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棻、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廷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
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廷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
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廷。
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