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抚州地区活动，牵动围攻苏区的南进之敌回援，然后运用主力一、三军团与回援之敌在运动中决战。x45zw.
11月11日，红七军团发起浒湾战斗，攻击未能奏效，敌向浒湾方向紧急增援。12日，红三军团投入战斗，攻击也未能奏效。13日凌晨发动总攻，攻击动作也不一致，天明以后敌机12架前来支援地面部队，低空猛烈轰炸扫射。
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回忆说：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信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粟裕是我军著名的常胜将军，常胜将军却爱如数家珍一般回忆曾经历过的失败，尤其是重大失败。“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决不能说是光荣记录。
但记录历史，不是只记录光荣。
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后人才更加懂得，胜利从何而来。
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3天，毙伤敌人520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1095人，伤亡重大。
蒋介石却受刺激重大。
邓文仪回忆：
当前面战争紧急的时候，委员长除了紧急指挥前线军队作战之外，内心也很焦急。因为抚州空虚，增援部队不能迅速到达，万一匪军主力急攻抚州，实在无法以空城计对付彭德怀。曾想令南昌行营派来水上飞机，迎接统帅回南昌去。某天下午，委员长带卫士二三人与我散步到抚河畔，侦察水上飞机起落场所，行进途中委员长对我说：剿匪部队师劳无功，作战不力，危急战况，竟在抚州附近发生，证见我们的剿匪部队，已无能力战胜共匪，说罢连连慨叹。
这一几乎击中国民党军神经中枢之举，令蒋介石沮丧不已。
更令他沮丧的事情来了：“闽变。”
对第五次“围剿”准备极为精心、极为充分的蒋介石，几乎将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闽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本来是“围剿”的东路力量，负责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东部防线的突然崩塌，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全盘泡汤。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闽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时，便不时掏出自己写的“剿匪手本”，翻到后面的军歌，竟独自高声歌唱起来。
蒋介石刺耳的歌声一起，侍卫长宣铁吾就跑去找晏道刚，说老头子又发神经了。
据蒋介石身边人回忆，蒋失去控制一个人唱歌，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有过一次。那是打垮冯玉祥、阎锡山后得胜而归，靠在车子里不停地哼小曲，还随手向沿途士兵、难民撒钱慰劳，欣喜之状，殊非一般。哼又哼不成调，惹得周围人欲笑不敢。
这回因蒋光鼐、蔡廷锴，他又唱起歌来，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阵脚乱了。
其实对福建事变中新成立的“生产人民党”、“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黄色五星的“国旗”，甚至新颁发的对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通缉令。蒋介石并不多作看中。
他看中的是蔡廷锴指挥的那5万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蒋介石早掌握得十分深透。
如果这5万军队与江西10万红军合股，第五次“围剿”计划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加上十九路军掌握控制的福建出海诸口，外来援助直接进入，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深知出海口与外援的关系。当初若不是靠广州出海口源源不断得到苏联军火的接济，黄埔建军、北伐准备皆无从谈起。
他必须转过头来，首先收拾蔡廷锴。
谈“闽变”，必须谈蔡廷锴。
人类最大的恐惧也许就是面对死亡。所以尽管帷幄中决胜千里与沙场上冲锋陷阵皆可谓军人之勇，但再没有比“敢死队”这个词，将军人之勇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所以无人不知工农红军中那个多次出任敢死队长的许世友。
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一个多次出任敢死队长的蔡廷锴。
1922年5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分兵三路进入江西。攻赣州城十日不克，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一师挑出身材高大、作战勇猛的四团三营十一连上尉连长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长。蔡率领敢死队员一百余人，凌晨4时向守军方本仁部防守薄弱处发起冲击，7时将敌阵冲破。
后继部队迅速跟进，古有“铁城”之称的赣州遂被北伐军占领。
1923年5月，粤军第一师与友军合攻肇庆。守敌沈鸿英部坚守顽强，血战五六天，仍攻城不破。蔡廷锴再被挑出担任敢死队长。次日凌晨，地雷队将东城城墙炸开一个缺口，蔡立即身先士卒，带领敢死队向缺口猛扑，与敌展开肉搏战。后继部队在敢死队引导下涌入城池，全歼守敌，克复肇庆城。
蔡廷锴从军多年，除本人多次担任敢死队长外，所部在行军作战中，也多为先锋。他官至团长师长在战斗中还亲率预备队冲锋，是粤军中著名的猛将。
谁能想到这位猛将13岁学的是耕田，14岁学的是缝衣，15岁学的是兽医。他在家乡最早的名声不是打仗，而是医牛。凡经他医治的病牛，十有九愈。
不是那个时代，广东罗定县龙岩乡不过多了一个贫苦兽医而已。蔡廷锴耳边响彻的就是牲口的嗥叫，不会是弹雨呼啸了。
那是一个到处都有激情像干柴一样燃烧的时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都是一次对历史的颠倒，也是一次对人们原本位置的颠倒。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出身富家的加入了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者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
蔡廷锴就属于后者。
1927年8月1日，他被迫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担任了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但他是不情愿的。部队至进贤县，他便乘混乱之机清理掉队伍里的共产党员，脱离了起义军。
蔡廷锴的突然叛离，使起义队伍的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出身贫苦的蔡廷锴在和贫苦人组成的工农红军作战中，极其顽强。
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因粤变实行总退却。转入追歼的红军选定蒋鼎文的第九师和蔡廷锴的六十师、六十一师作为打击目标。
蒋鼎文师为蒋军嫡系，红军未集中主力便歼他一个旅，俘两千人枪；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彭德怀之三军团、林彪之红四军及方面军直属红三十五军打非嫡系的蔡廷锴，未料到竟打成了一场持续数日的血战。
战场在距离兴国40里的高兴圩。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再到黑夜，红军反复发起冲击，双方数十次用刺刀拼刺。
放牛娃出身的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率队奋身冲击；
医牛出身的蒋军一军团代总指挥蔡廷锴手持双枪，声嘶力竭，亲率指挥部人员压在第一线督战。
红军乘连战连胜之威，蔡军倚从未败北之势，双方都拼了老命。
激战中蔡军几番全线动摇。其六十师师长沈光汉擅自向兴国方向逃去十余里，军团部人员和蔡的随员都有人逃跑；无线电不再发出战斗命令，而是拼命向周围部队紧急呼救。蔡廷锴几番想拔枪自杀，但一转念“横竖一死，未到红军俘我之时，先死殊不值”，又纠集残兵拼杀下去。
高兴圩血战，成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烈的一次战斗。特别在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红军伤亡重大。红三军团四师师长邹平、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均不幸阵亡。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坦承指挥过四次败仗，第一个就在高兴圩。
国民党政府战史汇编在《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的作战总结中，更称高兴圩战役“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
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动退出战斗。蔡军也因伤亡过大，未加追击。
红军低估了蔡军的战斗力，低估了蔡廷锴的作战意志与决心。
红军领导人不知道，与蒋介石不同的是，蔡廷锴在日本人面前照样很硬。
高兴圩血战后一周，“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大量增兵。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提出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坚决不允。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
何说，现在国力未充，敌方提出要我后撤，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只有不得已忍辱负重。十九路军可后撤，政府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蔡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何应钦碰了钉子，张静江便出马，约蔡廷锴在杜月笙家面谈。张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体念中央意旨，避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一听这话，脖子一挺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帝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请接纳此意，向蒋总司令报告。
有蒋介石老师之称的张静江，平素在国民党圈子内颇具权威，却在这个敢死队出身的蔡廷锴面前闹了个大红脸。
“九一八”事变留给中国人的是屈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词曲悲切，事实却更悲切：19万东北军面对19000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张学良向全国老百姓交代的，仅凭手中一纸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一?二八”事变却让日本人看到了抗争。日本人面前不再是张学良，是敢死的蔡廷锴。
日军先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为攻击总指挥，连攻不克；一周以后撤盐泽幸一，换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又不克，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还受到重创；再撤海军的野村，换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植田的总攻计划再被粉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派在田中内阁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亲往上海接任指挥。
白川义则最后又被朝鲜人尹奉吉扬手一颗炸弹，炸死于上海。
“一?二八”事变令日本人损失惨重。张学良如果也有蔡廷锴那样令日军走马灯一般撤换指挥官的纪录，对白山黑水的东北乡亲不是更好交代一些？
遵令撤退的张学良。不得不在国人一片指责声中，出国“考察”。
违令抗战的蔡廷锴，蒋介石却不得不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一?二八”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防福建。
这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此有利条件，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没有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
蒋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来了。苏浙皖赣地区再无多少兵力可调。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红军当时“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是依据福建事变后出现蒋管区防务空虚的情况。
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
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未想到还没走便发生了第三次危机。
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蔡廷锴发动“闽变”的蒋介石，也没有考虑到宋美龄在临川发现了他的腌菜罐。
跟普通人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