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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说实话，他是我手下最好的审讯处长，他真可以让一根枯树枝改邪归正，也可以让一头牲口痛哭流涕的。”许长征叹息道，“他靠自学修完了心理学的所有课程，早在五年前就取得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比那些心理学博士更加厉害，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想，那大概是因为他手里有很多供他试验的人，不是吗？”杨文峰冷冷地说，嘴角带着嘲讽。
“不管怎么样，他是心理学特别是病态心理学的权威!”
“是吗，”杨文峰嘴角的嘲讽更加强烈，“不过，据我所知，世界上学习心理学的人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他们对心理有问题的人进行心理分析，帮人们解除痛苦，但你们这位心理学博士‘死魂灵’却是把自己学习来的心理学知识用来折磨人，让正常的人心理变态，我说得没错吧？”
国家安全部部长愣了愣，默默地点点头，他不得不承认。他侧脸观察了一下杨文峰，声音里露出一些疑惑和钦佩。“杨先生，我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你可以帮我消除这个疑问吗？”
杨文峰回盯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部长自顾自说下去。
“‘死魂灵’是我部最厉害的审讯专家，他审讯时提出的问题让犯人无地自容，让他们死去活来，最坚强的嫌疑犯到了他的手里，只有两种结果，要就是和盘托出，要就是精神崩溃，灵魂出窍。可是，可是那天他对你进行了单独的审问，听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灵魂就出窍了，他疯了。你，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吗？”
“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是嫌疑犯，能够做什么？”杨文峰说罢，瞥了一眼那粒痣，那粒痣旁边的眼睛怔怔地盯着他。
许长征沉默不语。杨文峰感到了压迫感。
杨文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重复了‘死魂灵’向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重复了他向你提的每一个问题？”
“是的，”杨文峰平静地说，“我当时告诉他，如果他允许我重复他问我的那些试图用来拷问我灵魂的问题，并且他对每一问题都做出自己的回答，那么我无条件地配合他的审讯。”
“原来是这样，”部长皱皱眉头，陷入思考，“也就是说，他为了让你尽快配合他，于是答应你的要求，结果他对你提问时，你马上用这些问题来反问他，于是他开始思考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也就是说他开始换位思考，如果那些问题是人家来问他的，他又如何回答呢。我说的对不对？”
“对。”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疯了。”杨文峰平静地说。
许长征若有所思，过了一会才缓缓抬起头，“‘死魂灵’拷问你的那些触及灵魂的问题真那么厉害，你还记得那是些什么问题吗？”
“不记得，我也不想记下来。”杨文峰淡淡地说，“不过，那些问题一点也不厉害，只不过，他每次用那些问题来折磨人时，却从来没有想到如果有人用那些问题来问他，他又会如何回答。”
“原来是这样。透露两个问题问问我吧？”
“没有这样的必要，你自己问自己就可以了，你们都是用这样的问题在拷问人的。”
两人默默地站了一会，远处的政治精神病人们都在各自忙活着。“死魂灵”这时正抱着那根枯树枝痛哭流涕。
“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吗？”部长问。
杨文峰心里一动，但没有动声色，只是沉默地点点头。这倒让部长感觉有些意外，不过他也没有流露出来。
“我还以为你喜欢这里。”部长嘴角带着嘲讽。
“我还没有那么变态。”杨文峰说，嘴角带着不屑。
两人四目不自觉地对到一起，这次两人谁都没有立即移开视线。
两人这样凝视着。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和那些人不一样的东西，”部长说。
“哦!是吗？”
“是的，那些人虽然处境可怜，有时甚至嚎啕大哭，眼睛里流出眼泪，但他们都失去了灵魂，他们眼里都没有真正的痛苦。”部长说着，那粒痣旁的鹰眼直射进杨文峰的眼底深处。
“……”
“可是你的眼睛就不同了，乍一看上去，你眼里流露出玩世不恭和镇静的神色，可是，我看到了里面，很深的里面，我在那里面看到了深深的痛苦!”
部长话音刚落，杨文峰眼里的痛苦突然表露无遗。
部长眼里流露出一丝得意。
杨文峰刹那就藏起了痛苦，镇定了情绪。
“我也在你眼里看到了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杨文峰盯着部长的眼睛。
“呵呵，说来听听，”部长鼓励道。
“那边那些被你关在这里的人，他们眼睛中不时流露出悔恨和无奈的眼神，但是有一种感情他们已经不再真正拥有。”
“呵呵，哪一种？说来听听。”部长饶有兴趣地盯着杨文峰那双已经恢复了玩世不恭的眼睛。
“就是我透过你眼睛外表那种锐利、睿智和尖刻的眼神看到的那种掩藏得很深的、不时折磨你的那种感情，有时你需要折磨别人以掩盖这种感情。”
许长征微微眯起自己的眼睛，瞳孔在收缩。
“恐惧!部长，是恐惧，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恐惧，你在害怕？”杨文峰轻松地问道。
许长征放开瞳孔的同时，移开了眼睛。杨文峰注意到，这位国家安全部部长浑身哆嗦了一下，仿佛经受不住下午温暖的阳光似的。
※※※※※※※※※
第五章
一
尸体是在北京东城区原外交部大街31号胡同的垃圾堆里发现的。
前一天傍晚，一个捡垃圾的农村妇女得到情报，原来在东城区火车站附近外交部大街31号的外交部所属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搬家了，留下了大量垃圾等待垃圾公司派垃圾车拖出城。这位妇女在下午赶到附近潜伏下来，一直到下班，都没有看到垃圾车来，她按捺住异常激动的心情。晚上八点，她三步一回头离开现场，星夜兼程地赶回郊区农村，凌晨四点左右，她与同村的两个靠捡垃圾过活的妇女会面，开了个碰头会。这次碰头会是在共同利益指导下的一次团结和胜利的会议。
按照会议上定下的精神，三位垃圾妇女五点启程前往北京火车站，为了不打草惊蛇，不引起同行的猜疑，不被警察赶得东躲西藏，白天，她们不敢靠近目标，只好先在火车站附近游荡，几个来回就把火车站附近的垃圾箱翻了好几遍，有两次便衣警察警告他们不得在火车站附近的垃圾桶里翻找，这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
晚上六点，天渐渐黑下来，灯渐渐亮起来。她们一行三人简单碰了个头，用眼神再次确定昨天定下来的分配战利品的原则，然后三人兵分三路朝外交部街潜进。
外交部街是以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31号为现在的外交部物业，世界知识出版社一直在这里办公，两天前出版社搬家了，这里留下了大堆杂物和垃圾。
她们以前都是靠在郊区的垃圾处理场捡垃圾为生，但后来由于北京的进一步开放，外地素质比她们还低的民工潮水般涌入，北京郊区八个垃圾场逐渐沦陷于外地年轻力壮的民工掌握之中。
这些以前在垃圾场过得优哉游哉的郊区妇女很快感觉到力不从心。因为在垃圾场生活要点就在于眼明腿快，一看到有城市来的垃圾车过来，就争先恐后地冲上去，等在那里迎接新鲜垃圾从翻斗车上“哗啦”倒下来……人到中年的妇女哪里比得上农村来的民工？何况垃圾场的农村民工年纪越来越小，有些十一二岁农村来的小孩子，不但腿脚灵便，在垃圾山上如履平地，而且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被污染的脑袋瓜异常聪颖。例如有些河南来的儿童，为了第一时间捡到新鲜垃圾，想方设法避过垃圾场工作人员的视线，绕过工作人员设立的安全警戒线，提前躲在垃圾倾倒处。每天都有满车的垃圾一下子倒放在隐蔽在垃圾里的孩子们的身上，等垃圾车和指挥人员一离开，妇女跟着大队农村工后面朝封锁线冲过去的时候，她们看到垃圾堆里钻出了几个小脑袋，那些十来岁的孩子把蒙在头上的菜叶子卫生纸和避孕套扯下来，露出自豪的胜利的眼光。往往在三位农村妇女气喘吁吁跑过去时，那些孩子已经捡了一怀抱的易拉罐和可回收的值钱的玩意。
她们只能干瞪眼，羡慕得不得了，恨得咬牙切齿。她们后来才知道北京有个政协委员叫张惟英，曾经为民请命，要求限制外来素质低的民工进入北京市，她们这时萌生了要选举张委员当北京市长、当国家主席的强烈愿望。
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的垃圾就应该是北京郊区人的垃圾。
垃圾场渐渐失守的郊区农村垃圾妇女们痛定思痛，开始调整战略策略，开始利用郊区农民的身份，把眼光放到了垃圾源上。
她们进城了。
进城捡垃圾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离举办奥运会越来越近的北京市，大家都在“建设新北京”的口号下掩藏垃圾。警察和便衣更是禁止垃圾佬们在垃圾箱里翻找值钱货。而且最近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在积极开动脑筋，想找出制定禁乞区的理论根据。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对于三位郊区垃圾妇女来说，可谓可遇不可求。当她们三位胆战心惊地潜到外交部街31号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垃圾车显然来过，但只是放下了垃圾翻斗，等垃圾装上后，改天再来拖走翻斗。眼前，四个垃圾翻斗安然无恙地停在院子里面的墙边。垃圾已经装上了垃圾翻斗，只等垃圾车过来运送出城。
好险，好险，三人心里都暗暗感叹，一旦运到郊区垃圾处理场，就是那些眼明脚快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小孩子的了。
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三人观察了不到半分钟，然后身体敏捷地分别扑向三个垃圾翻斗车，先是头和手伸进去，然后肚子爬上去，之后是屁股翘起来，再后来，只剩两只脚露在垃圾翻斗的外面。
“我的妈呀!”一声尖锐的喊叫从中间的垃圾翻斗里呼啸而出，冲进北京城上空寒冷的夜空中。
三位郊区的垃圾妇女像正躲在垃圾箱里偷食的老鼠，随着惊恐的喊叫声闪电般地跳出了垃圾箱。
“有警察……”中间那位妇女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地说。
另外两位也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起来，眼睛惊恐地四处搜索。“在、在哪里？”
中间那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指向刚才自己捡垃圾的那个垃圾翻斗。
另外两位疑惑地看看那个垃圾翻斗，又看看死灰般脸色的妇女。那妇女浑身更加抖个不停，连说话的声音也生出了奇异的颤音。
“警察、警察在那个垃圾堆里……”
二
110巡警和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值班警官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看见眼前的情景都几乎同时预感到，此案很棘手。
作为一个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凶杀案发生过、正在发生或者在酝酿策划之中，至于无名尸体就更加不用说了。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超过350万，其中有8万人靠北京人的垃圾生活，每年冬天，有五十万民工拥挤在不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而且风雪无阻的破工棚里，另外还有一百万的民工的住处没有足够的取暖设备，北京的冬天成为流浪在外的农村民工的第一杀手。
每年冬天，各公安分局的停尸间都会进出不少无名的尸体。公安的同志一开始也很不适应，有些甚至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更何况就算在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十几倍的西方，严寒的冬天也寒杀过穷困的老人和流浪汉。在西方，这些都是要公布上报纸的，就算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香港，每次寒潮来临时，两大新闻台也会每天统计有多少老人冻死，有多少人因为寒潮而得了重感冒。但在新中国此类消息是作为国家机密的，不适合上报纸。作者在北京图书馆搜索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过往报道新闻，结果发现，从1949年到今天，香港因为寒潮来袭而冻死的人超过一千四百人，而中国大陆一个都没有。这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然大城市的警察最感头痛的还是如何区别对待从城市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尸体。有些尸体没有任何意义，卷起来烧掉就可以了，而有些尸体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甚至包含着巨大的危机，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引火上身。如何区别对待尸体的问题完全是一个超出了警察业务的政治问题。有些尸体就像真的尸体，无足轻重，有些尸体却可能引发高层地震甚至社会动荡。有的尸体被发现后，家属带回去，烧两捆纸钱，埋了拉倒；有的尸体却仿佛是什么胜利的旗帜，被人抬着游行示威，有些则被人抬出来压活人。这也是闲话，放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