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wanben.org”
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加拿大、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国家，这些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恰恰都派兵参加了当年侵朝的“联合国军”。也许，正因为法勒—霍克利将军持有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却又能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作出公正评价，表示友好感情，才更能显示其特别的分量。
第4节
“化干戈为玉帛”———这句反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古代名言，想不到会通过一位担任北欧联军最高指挥官的高级将领的经历，得到验证。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正在走向互相了解，走向互相尊重。这件事情，促使我的思绪重新回溯到了四十年前的朝鲜战场……
第5节
195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遇，我首次接触侵朝“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从而引起了我对西方战俘们的极大兴趣。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我在踏上朝鲜战地时的第一个愿望，便是盼着早一天见见我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兵。
那是我入朝的第三天夜里，美国飞机炸毁了一座公路桥，我们搭乘的军用卡车被阻滞在平安北道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的卡车是在后半夜悄悄进村的，不晓得这个小村恰好是志愿军一个俘虏转运队的临时驻地。
早上，太阳刚刚出山，我被f一84型喷气战斗机的俯冲啸声惊醒。两位汽车司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炕上拖了起来，推推搡搡地一同奔向山脚下的防空洞。这时候，一幅奇异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脚滑进结了冰的旧弹坑里，举目四顾，看傻了……
在我四周的雪地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那么些西方俘虏兵，足有上百名之多，他们大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有的注着拐棍，胳膊腿上缠着护伤绷带，有的披着军毯，把脸面蒙住，像阿拉伯女人，有的双脚冻伤，包着厚厚的破衣烂布。他们或是大声呼唤着同伴的名字，或是叫爹叫娘叫上帝，跌跌滚滚地四处乱窜，跑不动的就跪在地上仰天划十字，有个碧眼黄发的年轻人竟抱着脑袋嚎啕大哭……
一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站在高高的石坎上，用英语叫喊着，指挥战俘们进行防空。四五个身挎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东拦西挡，不让战俘们逃散，同时将几个负伤的战俘架起来，命令健康的战俘搀扶着一同疏散隐蔽。
一场大乱，不过持续三、五分钟光景就结束了。两架美国飞机，各自扫射了一阵，打了几发火箭弹，便拉起机头，盘旋了几圈，呼啸而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击毁了两幢民房，打死一头耕牛。
早饭后，我找到俘虏转运队，接待我的就是那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战地遇老乡，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是前线某军的敌工干事，24岁，姓徐，他让我称他老徐。
老徐看过我的证件，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帮忙。我告诉他刚从国内来，很想拍几张美国俘虏的照片，宣传我军胜利。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的摄影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可以挂用“随军记者”的体面衔头。
老徐对我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巡视俘虏们的临时营地。此时的小山村很宁静，志愿军战士和西方战俘们都拥到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休息或干活。志愿军哨兵游弋在路边宅旁，与其说是防范战俘反抗与逃跑，不如说是防止朝鲜居民袭击战俘。
老徐告诉我，美国俘虏有两大怕，一是怕美国飞机盲目轰炸，二是怕朝鲜居民报仇泄恨。朝鲜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英语叫喊着，指挥战俘们进行防空。四五个身挎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东拦西挡，不让战俘们逃散，同时将几个负伤的战俘架起来，命令健康的战俘搀扶着一同疏散隐蔽。
一场大乱，不过持续三、五分钟光景就结束了。两架美国飞机，各自扫射了一阵，打了几发火箭弹，便拉起机头，盘旋了几圈，呼啸而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击毁了两幢民房，打死一头耕牛。
早饭后，我找到俘虏转运队，接待我的就是那位腰佩手枪的志愿军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战地遇老乡，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是前线某军的敌工干事，24岁，姓徐，他让我称他老徐。老徐看过我的证件，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帮忙。
我告诉他刚从国内来，很想拍几张美国俘虏的照片，宣传我军胜利。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的摄影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可以挂用“随军记者”的体面衔头。
老徐对我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巡视俘虏们的临时营地。此时的小山村很宁静，志愿军战士和西方战俘们都拥到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休息或干活。志愿军哨兵游弋在路边宅旁，与其说是防范战俘反抗与逃跑，不如说是防止朝鲜居民袭击战俘。
老徐告诉我，美国俘虏有两大怕，一是怕美国飞机盲目轰炸，二是怕朝鲜居民报仇泄恨。朝鲜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只要见到美国俘虏，就会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吐口水，扔石块.甚至用剪刀戳，用牙齿咬，劝都劝不开，拉也拉不动。这都是美军作恶多端造成的后果。他们自从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每到一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朝鲜老百姓实在恨透了他们。老徐头一次押运美俘时，一路上遭到朝鲜老百姓的袭击，打死打伤了好几名美军俘虏，美俘们随身携带的军毯和罐头食品，也被老百姓们抢夺一空。英军战俘长相与美军战俘难以分辨，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两大怕，只是害怕的程度略为轻一些。后来，志愿军有了经验，在押运美英战俘的时候，积极通过朝鲜地方政府向百姓做工作，解释志愿军的宽俘政策;押运途中，也让随行的朝语翻译一路打招呼，这样才避免了这类事件的发生。此番来到这个小山村，一切都很顺利，好几家村民还让出自家的住房，给战俘们住宿，自己则挤到亲邻家中去合住。我们走进了一个带木围栏的宅院。晒谷坪上的气氛，又一次使我感到意外。
这里，几十名美军战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廊下木板上，有的躺在柴堆上，有的倚墙而立，吹口琴的，打扑克的，也有脱光上衣捉虱子晒太阳浴的，平静得好似一群普通跋涉者在此打尖歇脚。战俘们见到老徐，并不感到奇怪;见到我这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陌生人，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便感到奇怪了。他们轰的一下围了上来，一双双蓝色的、褐色的、灰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是外星人降临到了朝鲜战地。
第6节
我所以会引起战俘们的注意，自己心里明白，实在是因为我太小，年纪小，个子小，按西方人的算法，那时还不足十五岁，论个头更是不足一米六，站在西方年轻人面前，矮了一大截，穿一套宽宽荡荡的志愿军棉军装，样子肯定不潇洒。战俘们也许不能想象，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当兵，当一名拿照相机的兵。
老徐用英语训话，叫战俘们散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他们随军记者来采访，要拍照片，记录他们被俘后的真实生活。
一说拍照片，他们来了劲。有个身材瘦高瘦高的少尉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welebabycorrespondent!”
好些战俘也跟着欢呼起来:“wele，babycorrespondent!”这句英语，我只听懂半句。
老徐及时翻译:“他们说‘欢迎娃娃记者!”’我居然成了战俘们的观赏对象，还称我“娃娃记者”，我顿时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别人这样称呼没什么，他们是志愿军的阶下囚，凭什么称我“娃娃记者”?居然还以主人的姿态向我表示欢迎，我要你们欢迎?!这时候，不少战俘开始忙着整理衣冠，脸带笑容，争先恐后地挤到我的镜头跟前来。面对这样的情景，我自然也就消了气。
瘦高个少尉说:“但愿我们的家人能够通过报纸看到我们的照片，证明我们还活着，那该有多妙!”
又是一阵欢呼。他讲出了许多战俘的共同心愿。
一眼就看得出，瘦高个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他的眉毛一高一低，说话的时候会上下扭动，棕色的络腮胡子浓浓密密，衬出一口整齐的白牙。他的战俘伙伴叫他pole，意译为撑竿跳高用的撑竿。老徐和警卫战士也干脆用中国话叫他“撑竿”。如果战俘之间不用外号，志愿军也不敢叫外号。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明确规定，不得侮辱俘虏人格。大家都叫外号，他本人也乐意接受，反倒有了一种认同感。
老徐向我介绍说，撑竿过去当过日本人的俘虏，吃过很多苦，所以相信我们的政策，相处已经十多天了，很谈得来，已经成了他的助手。开头，前线各部队将各自抓获的零星战俘合并到一起的时候，许多战俘吃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