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泼，除了国际新闻、前线战况和社论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栏，诸如家乡通讯、体育消息、读书心得、电影评论、科学技术、小说连载、回忆录、小故事、杂文、漫画、歌曲、桥牌和棋艺、问答比赛、友谊信箱、谜语、乐器讲座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图文并茂。2023xs.
凡是阅览过这些小报的志愿军工作人员，无不暗暗地称赞战俘们的文化素质。几千名战俘中，只有4%左右是真正的文盲，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文化程度，约10%的人是大专文化程度，而所有军官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如果撇开军队的不同性质，单纯从文化程度上与当时的志愿军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惊人的。
志愿军陆军部队的一般连队中，文盲占极大多数，只有少数人上过小学和极个别的初中生，几乎找不到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到过一个驻守上甘岭的连队，一位文化教员告诉我，他所在的连队总共140人，只有2名“知识分子”，一名是他本人，高中一年级肄业，一名是连部文书，高小毕业;其他有几位连排干部刚刚经过扫盲教育，只能识二三百字。这位文化教员统计出一个有趣的数字:全连按人头算，平均每个人仅识字35个。这样的文化结构，当然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责任不在志愿军本身。所幸的是，这样低文化的部队为正义而战，照样打败了高文化的现代化侵略军，文盲兵照样叫外国大学生官兵缴枪当俘虏。
西方军队的官兵们，一当他们脱离侵略战车前成为正义之师的战俘之后，良知得以逐步复苏，他们的文化素质便开始显露出了光彩。战俘小报，便是一面折射这种光彩的镜子。二战俘们不满足于中队范围内的小报，也不满足于各中队小报的互相交换。根据他们的精神需求，渴望创办一份容量比较大的综合性杂志。一封封建议信通过各中队俱乐部转到了俘管处领导机关。美俘普雷斯顿·里奇的话，表达了伙伴们的共同心愿:“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和平运动的情况，要做些什么才能停止朝鲜战争，家乡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还有体育运动的情况，娱乐和文化情况，我们都想知道。而没有一份高规格的报纸或期刊，是无法提供这些消息的。”
教育科科长田志洪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戴一副近视眼镜，有学问，有胆识，性格开朗。他听翻译介绍了战俘们的这个建议后，击掌叫好:“这不是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吗?我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件事情的。”他立即找来两位副科长一起商量。两位副科长都是才思敏捷干劲十足的少壮派，都说这是个创造性的好主意，很有必要办一份内容比较丰富的综合性刊物，要想法子争取早日办成。他们随即向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席一、郭铁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议论，三位主任当即表态:应该理解战俘们的这一正当要求，必须帮助他们创办一份综合性刊物。编辑记者要精干，从战俘中选拔产生，版面事务由战俘编采人员自行作主;不予干涉。俘管处可以派一至二名英语翻译参加一些必要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协调、提供战俘营以外的稿源，负责终审把关，防止泄密和政治性差错。
一份英文期刊很快创办起来了，刊名是《towardtruth&peace》，译成中文就是《走向真理与和平》，16开本，每两周出版一期;因限于当时的战地条件，没有铅印设备，只好用打字排版，手工油印。
《走向真理与和平》，这是一份极受读者欢迎的期刊。每期刊物一出版，各中队的战俘们都争相阅读，前线各对敌广播站大量播出其中的作品，国外许多正直的通讯社和报刊也竞相引用该刊发表的稿件。这一份不寻常的刊物，载负着西方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享受人道主义待遇的真相，载负着西方战俘要求停止朝鲜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呼声，传向四面八方，传向开城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传向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甚至传向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第69节
这一份奇特的刊物，是一个奇特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群特殊身分的人的特殊生活;他们曾为侵略战争服务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丧失了自由;他们虽然丧失了自由却享受着生活的宽待;他们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却在积极追索心灵的自由，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与责任;他们正在恢复自信与尊严，由“弃儿”与“囚犯”般的消极处境转向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地位，选择了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进军。
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个熔炉在运转，它使冷酷熔于热情，它使误解转为理解，它使仇恨化为友谊。
上下五千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残酷的战争迄今没有间断过。有战争必有战俘。搜遍历史陈迹，何曾见过收容战俘的一方允许被收容的战俘在战俘营中为自己办刊物?而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俘营中，被收容的西方战俘却办起了期刊，交流自己所关注的信息，叙述自己的生活状况，表达自2的心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创举。
《走向真理与和平》编辑部的全体业务人员只有六名:一名英国战俘，一名美国战俘，一名菲律宾战俘，一名南朝鲜战俘，两名协同工作的志愿军女翻译。此外，还有几十名“特约撰稿人”和一大批义务通讯员，他们是分属于十多个国家的战俘，散布在不同战俘营的战俘中队里。三《走向真理与和平》因为由不同国家的战俘成员联合创办，反映不同国家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愿望，体现一种诚挚的国际友谊，这个小小的期刊社便被战俘们称之为“小联合国”。“小联合国”里真有几个热心的能人。
美术编辑罗纳尔德·柯克斯，是英国皇家陆军第290旅第八骠骑兵队士兵。他身材颀长，棕黑色的头发，容貌端正，爱抽烟，不爱多说话，有一种学者般的深沉感，兼有一点大英帝国的绅士遗风。伙伴们说他骄傲，就以他的姓氏谐音作绰号，叫他cock一公鸡，叫顺嘴了，也就产生了亲切感，后来志愿军工作人员们干脆用中文译音叫他“公鸡”，他也乐于接受。
柯克斯多才多艺，画得一手好画，还能写漂亮的花体字，在中队办墙报和油印小报时就已经显露才艺，受到众人的赞扬。能者多劳，凡是用得上美术的地方，都少不了请他露一手。他曾给战俘营的运动会设计了巨幅会标，闪烁出朝气与活力，给伙伴们增长了生活的勇气和乐观情绪。他为人正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敢于坚持公理，深得美英战俘们的共同信任，被选为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文字编辑普雷斯顿·里奇，他是美国黑人战俘，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人。
里奇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从小酷爱文学，通过自修有比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他又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运动场上的健儿，性格活泼，为人随和，平时有点不修边幅，帽子翘在后脑勺，娃娃似的胖胖脸膛上蓄着一抹小胡子，很逗人喜欢。他在刊物的采编工作中虚心勤勉，由不懂到懂，边学边干，干出了显著成绩。后来战俘营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他不无自豪地撰文叙述了这一过程:“我的伙伴们看书报杂志是不少的，但是为了使我们在这里过得更好些，我们需要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战俘营当局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像过去一样，对战俘们请求的事他们都作出及时的决定。志愿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为我们提供了设备和材料。我们的刊物不断改进，不断发展，受到广泛的好评。……全体人员生活在极好的国际友谊之中，尽可能互相帮助。起先我想我干不好这个工作，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缺乏经验。但是干了一段以后，由于志愿军的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了。他们指导我搜集新闻，并告诉我，任何一则新闻被引用或改编，必须注明出处。所以我们的新闻受到普遍的信任。改编的新闻，来之于由志愿军提供给我们的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
第70节
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专门负责稿件打字。他有娴熟的英文打字技术。
每当文稿编完，画出版样以后，他就按版面要求打好字;付印前需要变动版面，也不厌其烦。除了打字，他还兼了校对工作。他瘦瘦的个子，黑黑的脸，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干起活来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南朝鲜战俘小金，专管印刷和装订。他才17岁，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聪明，懂一点英语和汉语，一架手摇油印机让他保养得很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极少出故障。除此以外，也做一些收发通联工作。指导这四名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是两名年轻的女翻译。一个叫朱永淑，25岁，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成绩优异，曾留校任助教，和同校一位青年讲师结婚不久，便报名参加志愿军，来到了战俘营。另一个卢江，才19岁，是位上海姑娘，上海解放后报名参军，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深造期间参加志愿军;来到志愿军俘管处，就和朱永淑一道工作，两人同住一个炕屋，亲热得像一对姐妹。朱永淑身材娇小，性格温柔，说话轻声慢语，走起路来总是碎步小跑，一心一意都扑在工作上，特别珍惜时间。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晚睡觉前都要一个人默默地做祷告，自律很严，小心谨慎，声言自己不愿介入政治，却不明白她的一切行为，早已介入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政治使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她本人对这一崇高的献身行为，只是解释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为祖国效力。卢江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读的高中，虽然不信教，但能理解朱永淑，在生活上尊重她，照顾她，在业务上互相学习。也许因为朱永淑信教，编辑部的几名战俘反而更亲近她，也更亲近志愿军。战俘们在成为战俘之前，都听他们的上司讲过，共产党容不得有神论者，谁信教谁就要遭到杀害。在他们眼前的志愿军队伍里出现基督教徒，使他们更觉得共产党人不是那么可怕了。
朱永淑和卢江在四名战俘面前，没有扮演过“特派员”的角色，她俩是编辑工作的参与者和协调人。尽管在名义上担负着审稿责任，这是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拘留国方面的应有权利，在战俘尚未解除战俘身分成为自由平民之前，在生活上需要获得人道待遇，其言论和行动仍须受到拘留国方面的监督与约束。尽管如此，她俩从来不曾轻率地否定过一篇稿件，扣压过一期刊物。为了编辑工作的需要，她俩还到处搜集报道素材和背景资料，供给里奇和柯克斯选编或参考;编辑部成员们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能直接解决的就马上给予解决，无权解决的就迅速向有关方面转达。
在她俩的提议下，教育科和俘管处总部领导人还特意为编辑部调整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新建的办公室用干打垒砌墙，装上玻璃窗，支了取暖的地炕，炕面摆了写字桌，窗明几净，文稿累累，夜晚电灯灿灿，如果不是经常拉警报，钻防空洞，谁处在这样的房间里，都不会怀疑这是一家颇为正规的刊物编辑部。除了四名担负业务工作的战俘外，还有一名南朝鲜战俘分管编辑部的勤杂工作，也姓金，因为40多岁了，大家都称他老金。老金不识字，能听懂一些汉语，从小吃苦，待人和善，干活勤快，打水、扫地、擦桌子、把编辑部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天气一转冷，他就独个儿备足劈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
第71节
五名战俘与两名志愿军女战士相处一起，组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合作群体。开头，战俘们曾为称呼伤脑筋。面对志愿军女战士，不能称“长官”，不能称“太太”、“小姐”;也不便称“教员”或“同学”，尤其不许称“同志”。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人，怎么可以称“同志”呢?·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后来，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却都无所畏惧地称呼起“同志”来了。两位女战士在与这五名战俘长时间共事中，从没有发现他们对共产党人和志愿军有过任何敌对表现，相反地都充满了友好感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在五十年代最为珍贵的称呼———同志。
任何人，能为崇高的目标而活着，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忙碌，日子就会过得充实并富有乐趣。“小联合国”的几名战俘同事们，越干越有一种忘我的境界。随着战俘读者们欢迎这一刊物的呼声日益增高，各种稿件一天比一天增多，刊物的篇幅一期比一期扩大，他们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开夜车并没有夜餐供应，他们就在当天午餐或晚餐的时候，多留几个馒头或留下一点饭菜，夜间工作肚子饿了，就在火炉上烤着吃。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们常常会打个呵欠，露出会心的微笑，感到一种满足。性格爽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