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敌方土地上，见到什么可疑目标就轰炸，就扫射，又是火箭弹，又是凝固汽油弹，又是子母弹，又是爆破弹，又是掠地杀伤弹，不把目标区炸成一片焦土不过瘾。mankanshu.西方军官俘虏极怕遇上美国飞机，遇上了就没有任何对话余地，只好自认倒楣。因此，一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会拔腿乱跑，只认准一个理:跑得越快，越分散，伤亡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老爷们自从踏上朝鲜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总以为朝鲜的天空对他们来说，永远是明朗的天空，安全的天空，没想到当了俘虏后也需要防范来自天空的威胁。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一当飞机的啸声传来，就会洋相百出，现成的防空洞防空壕也忘了使用，有的钻进柴堆，不想一想如果柴堆着火就会变成煨土豆;有的钻进牛栏猪圈，多脏多臭在所不顾。
“有一回，四架f一80喷气战斗机超低空飞来，警报响起的时候，飞机已经到了头顶。正在上课的一群军官战俘大为惊慌，四散奔逃。我急忙拉着一名翻译登上路边高坡，大声喊叫，‘你们的军官风度哪里去了?就地卧倒，不许乱跑，听从指挥……’翻译用英语一阵吆喝，他们果然镇静了下来，我便指挥他们沿着比较隐蔽的路线迅速疏散，进入了防空设施。空袭警报解除以后，这些军官战俘们走出防空洞，经过我和翻译的面前，纷纷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用英语连声赞叹:‘大无畏!大无畏!’
“其实，作为人，都是血肉之躯，谁没有求生的本能，谁不懂得碰上炸弹是要丧命的。志愿军和侵略军的差别，主要在于我们是钢少气多，他们是钢多气少。我们有浩然正气，他们靠钢铁打仗，缺少的就是旺盛的斗志。何况，特殊的责任也不许我们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危。当时，志愿军俘管处主任王央公曾经在干部会上郑重地宣布过一条纪律:‘不论哪一级俘管干部，遇到空袭如果抛下俘虏不管，自己先钻防空洞，就以逃兵论处。’
“那个时候，领导讲话就是法令，句句见分量，言必行，行必果，谁敢以身试法?这条庄严纪律，对战俘们一直是保密的，他们未必明白，我们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担保条件的，谁都不敢马马虎虎。
“每一次空袭，志愿军干部都以沉着镇定的形象出现在战俘们的面前，临危不惧，忠于职守。这样的形象，成了一种力量的源泉，使战俘们在以后继续遇到空袭的时候，渐渐变得大胆和从容一些，不再丧魂.落魄地狂奔乱窜了，严格按照防空要求办，大大地减少了伤亡。”
第28节
战俘营中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为保护战俘们的健康，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收容西方战俘后的头一个春天过得好艰难!三月间，恶性传染病———黄疸性肝炎像一个魔鬼悄然闯进战俘营，迅速蔓延了开来。无情的病魔对战俘和俘管人员，同时作为肆虐对象，双方都一批批地躺了下来，呕吐，发高烧，眼球发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各卫生所增设了临时病房，还是人满为患。所谓病房，也不过是几幢比较隐蔽的民房和几个潮湿狭小的防空洞，无法接纳日益增多的病人。医生护士们在昼夜不停地进行巡回治疗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制药自救的土办法。他们懂得感染黄疸性肝炎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维生素b，便敦促各俘管团队火速派人到鸭绿江北岸去买谷糠，在夜间装上小船运到南岸，用雨布树枝搭成小篷，遮住火光，连夜把谷糠炒熟，不论是收管战俘的中国人，还是被中国人收管的外国战俘，人人一包，必须连续吃，当药吃。不少战俘还说好吃，很香。
吃了炒谷糠，对治愈黄疸性肝炎和防止继续蔓延，起了良好作用。战俘们夸赞说:“东方人真聪明，穷有穷办法!”
来势凶猛的传染性肝炎，终于得到了遏制，医生和护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否则，凭俘管处范围内缺医少药的实际状况，必将难以招架，后果不堪想象。
俘管处下属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只配有卫生所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少，设备简单，只适宜于轻伤轻病战俘的治疗护理;凡是危重伤病战俘，只得送到俘管处总医院治疗。
总医院设在碧潼的一幢民房中。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这里是一家豪绅的住宅，内有一个大院，十多间房子，飞檐粉墙，富有东方民族的建筑风格，所幸没有遭到战火的毁损。总医院成立后，经过突击调配人员和添置设备，从里到外，都算得上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医院了。大门上方，挂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总医院”的中英文横幅大牌子，各科室和常用医疗器具基本齐全，而最富优势的，则是从国内来了一批教授级的医疗专家。他们，及时地给许多陷入绝境的伤病战俘带来了幸运的转机。
深夜，一辆汽车送来一名重伤的美军上尉飞行员。当天下午，这名美国上尉还在飞扬跋扈地驾驶他的喷气式飞机，对鸭绿江边的朝鲜村庄滥施轰炸。恶有恶报，他的飞机被志愿军的高射炮击中，他在跳伞的时候落进了一片火烧林，一根无情的枯枝从他的左腮刺入，右腮穿出，将他整个身子像一条大鱼似的挂在空中。志愿军部队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奄奄一息。战士们托住他的身躯，用轻柔的动作将枯枝锯断，连同插入腮部的一截枯枝一起，将他及时送进俘管处总医院。
救与不救，必须在瞬间作出决定。也有人不主张抢救。美军飞行员，朝鲜军民和志愿军战士都称他们为“飞贼”，提起来都恨得咬牙切齿。多少和平居民死于飞贼的肆虐;志愿军在前线能攻能守，最大的困难就是被美国飞贼封锁交通线，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这名上尉飞行员伤得如此奇特，似乎是上苍的一种惩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何况，他的脉搏与血压都到了最低警戒线，抢救并无把握。与其投入大量珍贵的药品与精力抢救一名垂死的空中罪犯，不如用同样的代价多抢救几个其他的战俘……
不予抢救的理由，并非全属无稽之谈。可是，关键时刻分秒必争，决不允许开展民主讨论贻误最后机会。政策就是最高权威，道义责任就是行动指南。领导一声令下，医生和护理人员们立刻以最快速度，把垂危的上尉飞行员抬进了手术室。
主刀医生是来自浙江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汤邦杰，其他几位资深外科专家也同时走向手术台。
高度的人道主义责任心和高超的医术，终于将这名美国上尉飞行员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夺了回来。上尉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一切正常，连说话的能力也一如往日，但他却很少说话。有一回，志愿军翻译问他为什么不愿说话，他回答:“请原谅!我在接受良知的审判，我很痛苦，所以不爱说话，并非无话可说。”
第29节
教员发现，上尉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他是一名美国陆军少校，正当盛年，仪表堂堂，好像天护神佑一般，从入朝到被俘，经历大小战斗十余次，多少伙伴已成他乡幽魂，而他浑身上下都没有落下一处伤痕。正当他为自己的命运暗暗庆幸之际，他的双眼突然患病，很快接近于完全失明的程度。
战俘营的中国医生用西药为他作过认真治疗，一直未见效果。少校感到非常悲观。来到志愿军的战俘营，本以为可以平平安安地等待遣返回家，没料到竟会碰上失明的威胁。如果真的失明了，即使回到家乡，也是一片漆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为此，他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一位年轻战俘搀扶着少校，再次来到俘管处总医院。“你愿意接受中医治疗吗?”
有人问少校，用的是流利的英语。凭着浑厚的男中音，少校听得出来，他就是主治医生项博士。这位志愿医疗队的项医生，许多战俘病号都叫他项博士，以表示一种信任和尊重。
可惜他往日的常规治疗方法，一直未能在少校的眼疾治疗中发生明显作用。“中医治疗?!请问怎么治疗?”少校不无疑虑。“针疗，用银针刺入眼球四周的穴位。”
少校愣住了，他无法想象用这种近似残酷的治疗方法，能使他的眼睛复明。
“我决不勉强你。”项医生诚挚地说，“不过，在目前环境下，这是最后可用的治疗方法，而且，我有一定把握。”“真的有把握吗?”“如果你相信我。”
听到了这一句话，少校就觉得视像模糊的眼前忽然一片明亮。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没有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切战场见闻，给予他一种形象的对比，使他坚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讲人道的军队，守信义的军队。他欣然答应项医生对他的眼睛施行针刺治疗。
细细尖尖的银针，直接扎进穴位，好奇怪的治疗方法!更使少校感到奇怪的是，尖针刺进眼眶后，并没有事先想的那么疼痛难受，只是有一种又酸又胀的感觉。少校信心陡增，脸部的肌肉放松了，甚至露出了笑容。
短短的几天之内，仅仅扎了几针，少校的双眼果然复明了。他欣喜若狂，久久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以为是一个美好而虚幻的梦境。几个亲眼看到这一治疗过程的美军战俘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连连赞叹:“东方奇迹!”“世界奇迹!”
这一奇迹的双重意义，在于使其他病伤战俘也同时看到了光明，使他们深深地相信，跟志愿军和许多像项博士一样的好人在一起，定将战胜一切困难，迎来好运。
有一名美军列兵进入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的时候，双腿负伤已有二十几天。当初，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炸去了他四个脚趾，双腿有十多块大小弹片尚未取出，有的伤口严重化脓，局部组织已呈坏死迹象。
日益恶化的伤势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保全生命的最为简单可靠的方法是截肢:一条腿从膝部截去，另一只脚从踝部截去。
他高烧不退，经常发生凄切的谵语:“我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还很小，很小……”
这名26岁的列兵，居然有了三个孩子。他在应征入伍前，是个普通农民，如果同时截去下肢，意味着终生性的严重残疾，日后遣返回家，他将如何谋生?如何履行一个年轻父亲的责任，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呢?俘管处总医院的职工们怦然心动，从领导、医生到护理人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默契:竭尽努力，不但要拯救他的生命，还要保住他的双腿。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手术，多少个日日夜夜，列兵慢慢地从病榻上坐起来了，站起来了，会举足试步了，会健步行走了。他，只失去了小半只前脚板。彻底康复后，连拐杖也用不着。不是上帝拯救了迷途羔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医疗队的专家们使这名美军伤俘获得了新生。在手术过程中所需的全部血浆，一部分来之于鸭绿江北岸的中国人，一部分直接采自俘管处总医院的医生护士。
第30节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列兵出院后进了战俘中队，难以掩藏满腔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战俘伙伴们讲述志愿军千方百计保全他两条腿的经过，还告诉伙伴们，当他的生命垂危时，他的血管里输进了中国人的血。后来，报上发表了美军当局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虐杀美军战俘的消息，他更是愤慨异常，说有一天回到家乡，如果必要，他将开着拖拉机闯进华盛顿市中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人民披露中国军队诚心宽待美国战俘的事实真相。
亲身体验的过程，是人生最难忘的过程。许多受到志愿军医护人员和志愿医疗队员们及时救援的西方伤病战俘，他们心中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这是一种金子铸就宝石镶成的记忆，永不腐蚀，永远闪光。难怪他们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伟大的朋友”，“怀有母亲般的心”。这些康复后离开医院回到中队的西方战俘，一时无法用别的方式向志愿军医护人员和志愿医疗队员表达谢忱，都写了感谢信，或把治疗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墙报和油印小刊上，有的还把详情写入家书寄给大洋彼岸的亲人。下面是这类信件与文稿的摘录。美俘爱德华·e·克莱文奇写道:
经过治疗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很好，很快就会痊愈如旧。在我被俘前，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是非常敌对的，因为我被告知他们是很残酷的，被他们俘虏后将受到虐待。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英俘彼得·威廉姆斯写道:
我和其他六个受伤的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战俘伤员受到与志愿军伤员相同的关照。非常感谢我所受到的治疗。我现在已经能够踢全场九十分钟的足球了。美俘威廉·k·迪伦写道:较重的病员有特殊的伙食，医生护士对他们有特殊的关照。这里的医生护士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们日夜值班，任何时候他们都乐于帮助病人。我有气喘病，睡不好吃不好，十分糟糕。自手术以来我的体重又回升了，睡得香，胃口好。护士们十分繁忙，处理完病人的事情后，他们就打扫房间，给我们的衣服和被褥消毒。他们还为不能自理生活的伤病战俘洗脸洗手和喂药。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看病治疗。
美俘凯尼恩·瓦格纳写道:
我经过几位中国医生的彻底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病。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比我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