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gkanshu.”美俘丙:“如果教会下令把不信上帝的人抓起来，再来向愿意信上帝的人布道，那末，愿意信上帝的人也会害怕上帝了，还是离上帝远一点的好!”
一名上尉英俘恰好住进医院，在病室里说话不受拘束，他见身边没有别的战俘在场，也愿意对志愿军的教员推诚相见。
“其实，被你们判定为反动分子的，或许……也不见得真的反动。”上尉斟字酌句地说。这名毕业于英国的“西点军校”———圣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即使在医院的病床上，也保持着一种严肃稳重的态度，说话慢吞吞的，很注意分寸，“我确信，这些你们所说的反动分子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对你们的宽待政策还是心怀感激的，只是对你们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所不满，甚至觉得不堪忍受。有的人是好出风头，想当英雄，想等遣返回国以后捞个勋章。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美国、美国军队和美国军人，有一些军士和订了服役合同的志愿兵，他们一旦被遣返回国，如果服役期未满的话，仍需要回到军队继续服役。这些战俘不免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在当战俘期间，要尽量经得起中共‘洗脑’的严重考验，要表露出自己能够恪守入伍参战前的誓言，坚定地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这些战俘在没有生命威胁和不受体罚的前提下，最喜欢在众多的战俘伙伴们面前扮演好汉角色。在西方，强制信仰是最侮辱人格的事情，被称为‘精神强奸’。如果你们放弃强制性的共产主义灌输，我想情况就会改观，你们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朋友……”这是出自于战俘之口的肺腑之言。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俘管人员是难以接受的。受的。
第57节
志愿军战俘营的各级领导机关内一片紧张繁忙气氛。由水丰电站输来的免费电力，使得每一间工作室里电灯彻夜长明，从俘管处最高负责人到下属俘管单位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日夜不停地操劳。教材、资料、报表、简讯、小结、心得、记录、报告等等，各种文书材料堆满案桌，所有中英文打字机一刻不闲地运作着，将中文翻成英文，将英文翻成中文，上报下达。还有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来往信件，多的时候一箩筐一箩筐的，都要一封封地检查，一是防止战俘寄出的信中有泄密现象和攻击性言论，二是需要通过书信掌握战俘们的思想动向，摘抄、汇编，供领导和专家分析研究。会议接连着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常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同样一种现象，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内战争中教育俘虏的方法，不适用于朝鲜战场对外俘的教育。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从穷苦农民中抓丁入伍的，有自发的翻身要求;当了俘虏后，经过一次诉苦教育，看一场《白毛女》话剧，就可以启发阶级觉悟，掉转枪口成为革命战士。而美英战俘则大不一样，他们即便受剥削受压迫，日子也不见得比黄世仁、穆仁志过得差;何况，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信仰都不相同，他们没法适应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放弃原有的世界观，跟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只在于早一天结束战争回国回家过和平日子。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立刻转到争取和平这个目标上来，才能求同存异，事半功倍。
另一种意见完全相反:革命领袖教导我们，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进行灌输教育。敌军工作是第二条战线，理应采取进攻姿态。眼下发生的一切不良现象，原是我们政策上过分宽大造成的后果。我们宽大无边，少数反动分子才敢爬到我们头上来屙屎拉尿。当务之急，是加强专政措施，给极少数害群之马来一点辣的，他们老实了，多数俘虏才可以安心学习。工夫花下去，自然会见成果……事态的发展超出意料，就在热烈争论的时候，好几个中队同时传来了战俘逃亡的惊人消息……
第58节
逃亡的战俘中，几乎都是美国人，大多数恰恰不是“反动分子”。奇怪!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按最近的交通路线计算，也有好几百公里，你一个美国俘虏长着蓝眼睛高鼻子，不通朝鲜话和中国话，不带干粮，凭着两条腿，怎么有可能跑到南方去呢?逃跑的战俘一个个被各地部队和朝鲜居民抓了回来。也有的经不起冻饿，又自动回到了战俘营。少数回不来的，也只有一个归宿，便是抛尸荒野。
对付这些最受不了约束的美国人，简直无可奈何。有的逃了一次给抓回来，没过几天又逃第二次，还是给抓了回来。抓回来也无所谓，反正只关一周禁闭，写个保证书就出禁闭室;认错态度好，还可以提前释放。
有一名中士，当过侦察兵，身体棒，相信自己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有把握逃回朝鲜南方。结果溜出战俘营后，在山沟里转悠了十来天，还是朝鲜民兵给揪了回来。回到原来中队的时候，伙伴们见他衣服破碎，蓬头垢面，整个脸膛瘦得脱了型，活像个野人，都吓了一跳。中队干部利用晚点名的机会，让他现身说法.讲一讲自己的逃跑经过。好给大家一个教训，不要步他的后尘，再干这种自讨苦吃的大傻事。中士乐于扮演这个“反面教员”的角色，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如何昼伏夜出摸索南行，如何与黑熊遭遇，如何偷挖山薯、摘野果、掏鸟蛋、捉溪蛙充饥，如何被三个带枪的美丽姑娘发现，不得不束手就擒……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好像在讲好莱坞电影《人猿泰山》的故事，战俘伙伴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还为他鼓掌叫好。“反面教员”的作用没能起到，反倒竖了一个“正面英雄”的形象。
弄得中队长和翻译都非常尴尬，只好中止他的炫耀性自述，将他送进了禁闭室。明明是无望的逃亡。为什么非要逃亡?讯问的结果，答案大同小异:“伙伴们纷纷传说:你们对我们强制洗脑，说明下决心要同化我们，不让我们回国了，不逃跑怎么办?”“我想家.太想家了。”“我已经绝望。”
“我别无选择……”也有俏皮的说法:
“与其死于苦闷，不如死于自在。”“我想出去散散心。”
“我渴望创造奇迹……”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回答，并非“串供”的结果，更非“逼供”的产物，为什么“口径”与基调会如此一致?这一现象，引起了战俘营主要领导人深深的思索……
夜半时分，又有一名美俘企图逃跑。警卫战士在喝令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这不该响起的枪声，悠悠地回荡在鸭绿江畔的山岭间，久久地回荡在战俘营领导人的心坎里。好些日子来，昌城“外俘大本营”———俘管第一团的团长张芝荪和其他领导人，昼夜操劳，食不甘味。他们成天和通英语的教员们泡在一起，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战俘们泡在一起，最了解实际情况。刚刚熬过了战俘营极为艰苦的初创阶段，刚刚解决至关重要的安全与温饱问题，刚刚使战俘们的情绪平稳下来，为什么好心好意发动起来的一场政治学习运动，竟会掀起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波澜呢?战俘们不论在被俘前制造过多少罪恶，从根本上讲，那毕竟是在受骗执行战争决策者的命令;一当他们放下武器，他们就向和平居民的身分靠拢了一步，对他们的生活以至生命，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只要他们认识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从此不再参加侵略，那就是我们的一份劳绩;等到将来战争结束，能把这些青年一个个完好无损地送回到他们的父母妻儿身边，他们的人民也会感念我们，这不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功德吗?何必非要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观就那么容易?美俘们往穆斯林战俘的饭锅里塞了一块猪肉，尚且要打得头破血流;同样，你要祖祖辈辈都信上帝的美国人怀疑上帝，背弃上帝，做得到吗……
法国《人道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战俘营采访，他通英语和汉语，同许多美英战俘直接交谈后，坦诚地多次找张芝荪团长提出建议:对美英战俘，不适宜上大课，不适宜采用灌输式的政治教育;应当诱导，唯有诱导，才可能让他们口服心服。贝却敌对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一直抱有鲜明的同情与支持态度，张芝荪毫不怀疑他的善良动机，也相信他的建议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要改变一种正在运行的政策并不容易，它具有惯性。
第59节
一系列疑问在领导人的脑子里盘旋，私下里也悄悄地探讨;但在执行中却又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唯恐自己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迷失方向，犯右倾错误。“右倾”二字，对于参加革命越是长久的老同志来说，越是带有警戒作用。右倾错误永远犯不得!“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便是立场问题。立场出问题，意味着退让妥协，革命意志不坚定、对党不忠诚，这就有违于自己投身革命的初衷了……
收容教育西方国家的战俘，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凡是涉及到政策性的任何问题，俘管处的各级领导人都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一时无法作出决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便是将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上级报告。
昌城俘管团的报告，以最快速度送到了碧潼俘管处。随后，其他几个外俘团也向俘管处呈送了报告。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不同单位所发生的问题都非常近似，可见，这是一种全面的政策性偏差。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徐元甫、席一、郭铁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了这些问题，将情况汇总后，又迅速向志愿军总部作了报告。
志愿军总部领导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第60节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俘虏管理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方针性的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后，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专程奔赴朝鲜，到昌城、碧潼调查战俘工作，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确立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接着，总政又发出一个文件，提出了“思想胜利，组织胜利”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实际含义主要是:稳定思想，防止逃亡。战俘们随着收容时间的延长，他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因此，必须停止旨在改变其世界观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改变呆板的管理方法，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多添书报，让他们通过阅读书报陶冶性情，实行自我教育，要办好伙食，让他们改善营养，增强体质;同时提倡俘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与战俘交朋友，使战俘们消除疑虑，生活得愉快。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全面实施，原先俘管处与俘管团两级机关的两大职能部门，从性质到名称都作了更动。原来的审处科、审处股，改称为登记科、登记股，工作任务由对战俘的审查处理转变为对战俘各项情况的登记留档，为将来战俘的核查遣返作准备;原来的教育科、教育股则改为文娱科、文娱股，主要抓文化娱乐工作。
将阶级教育的主题改为争取和平的主题，这一适时的转变，使整个外俘管理工作顿时活跃了起来。
“反动分子”们笑逐颜开地由集训班回到了原来的中队;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各战俘营分会相继成立;由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的俱乐部迅速产生;由志愿军工作人员协助多国战俘联合编辑的油印杂志《走向真理与和平》转换内容与风格，消除说教味，办得更加生动活泼;爱好不同球类的战俘组成足球队、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乒乓球队;爱好音乐的战俘成立了小乐队;爱好戏剧的战俘成立了小剧社;
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友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重新作了安排布置，比原来有了明显的改善;
会做木匠活的战俘开办了木工房，先做大批木床，让伙伴们从朝鲜式的地炕上爬起来，睡上高铺;接着又做桌椅板凳和简易沙发，直到称得上工艺品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吉他，都能自己动手制作出来……
原来为了改变外俘世界观而煞费苦心又不得要领吃力不讨好的教育干部们，这一来都觉得有实事可做了。他们首先充当了为外俘开展文娱活动创造条件的服务员，开始终日奔忙起来，而且忙得心中踏实，又有乐趣。俘管处原教育科副科长张常瑾改任文娱科副科长后，带了一名助手，专程跑回北京和上海，采购文娱体育器材和书报杂志。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文读物比较少，有多少种就买多少种，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的英译本;而苏联出版的英文版图书则比较多，除马列经典著作，还有十八、十九世纪和当代的文学名著，他们便买了个够，多多益善。使张常瑾深感自豪的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唱片，从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等，当时只要国内有的，他都搜集到了。他还到上海订购了《密勒氏评论报》。在建国之初，这是国内出版的独一无二的英文刊物。该报由英国人创办，对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