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志愿军俘管处的时候，一批批外语人才也相继到了朝鲜。dengyankan.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杭州来，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来，来到了没有后方没有安全保障的朝鲜战地。这些外语人才，个个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时候谑称“洋包子”。这样的“洋包子”在开国之初为数还很少，犹如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全社会都把他们当成宝贝，受到普遍的宠荣。一般地说，他们的家庭状况都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在成长阶段也很少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因此，他们的征程也就显得不同寻常。
后来，全俘管处范围拥有数百名这样的“洋包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
黄亨思，1922年出生，厦门人，越南归侨，因为精通英语，曾在上海铁路局运务处担任外事工作，专与洋人打交道;1949年8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崇德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让他打起背包立刻上区里报到。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形势下，他敏感到自己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可能同抗美援朝有关。他的热血顷刻沸腾起来了，火速跑到区里。区里只晓得任务重要，却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又要他立刻上县里报到。到了县里，也是这么说，为他办好工作调动的手续，只让他立刻上省里报到。省里又要他立刻赶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华东局又要他立刻奔赴南京，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一路都是悬念，一路都带紧迫感，一路都使黄亨思深为纳闷:自己毕竟不算大人物，干吗要这样郑重其事?!到了三野政治部，事情才有了一点眉目。三野政治部的干部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就这样，他填写了军人登记表，换上军装，作为浙江省参加志愿军的特别人选前往朝鲜。同行者总共12人，都是男性青壮年，有教员，有工程师，技术员，人人懂英语。因为时间紧迫，这12人都是这样临时突击动员参加志愿军的。至于去朝鲜以后分工干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经过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接待干部才给他们明确了管理外俘的任务。
戎马倥偬，沈阳驻军正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因为实在派不出联络人员送他们去接收单位，只得给他们画了路线图，让他们自行选出正副小组长，自己管理自己，一路摸到朝鲜碧潼去。
从安东过了鸭绿江，就是被美军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新义州，满目凄凉，除了给他们这些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兵带来愤慨，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现代战争的第一个印象———残酷无情。但是他们没有恐惧，既来之，则安之，义无反顾。由新义州到碧潼，还有六七百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徒步行走。走就走!他们在兵站领了10天的干粮———都是苞米饼，外加一些酱菜，边走边吃。因为初到朝鲜，又是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水土不服，又不断遇到空袭，人人疲劳不堪，个个闹肚子，而大家的斗志却非常高昂。在没有向导，没有朝语翻译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凭少量通用汉字，辅以比比划划的手势与朝鲜居民对话，居然一路顺当，原来准备走10天的路程，8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还说说笑笑，又唱又跳，都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志愿军人，无师自通，当兵第一课———长途行军，就考了个满分。过了一个来月后，又一批上海“洋包子”到达了朝鲜。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年纪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7岁。这批人去朝鲜也是秘密动员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对象摸好了底，外语水平不高的不要，品德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很快就挑齐了最佳人选。
白国良，18岁，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家是三代华侨，母系家族在印尼，父系家族在菲律宾，后来转到英国，生活过得富裕安定。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男孩只有两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寄予特别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继承家业，可他一得悉故乡已经解放，急于要回家乡读书，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便吵死吵活要回国。慈爱的妈妈用滔滔热泪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
第21节
登程了，走海路经过香港，忽然得到消息，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当时，一起从印尼回大陆的有十多个青年学生，想下船经陆路前往广州。香港英国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按原来的航道返回印尼。十几名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先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偷偷乘小舢板上岸，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消息，展开舆论攻势。四天后，终于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允许这十多位爱国青年在港±岸，从深圳登上大陆。白国良到了上海，高考时间已过。高教局体谅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热忱，批准他作为试读生进了复旦大学。
从决定去朝鲜的时候起，他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一直编写着描述“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转托一位在杭州的堂兄寄递，居然连续编了三年，骗了三年。他立了功，朝鲜政府授予他军功章，领导机关要向他家中报喜也没法报，只好报到杭州的堂兄家中。直到朝鲜停战后胜利回国，这才把自己赴朝担任俘管工作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亲人，使海外的爸爸妈妈姐妹弟弟惊叹唏嘘不已。
21岁的罗锡昌，是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的优等生，在工商管理系已经读到三年级，很快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他一听说志愿军迫切需要外语人才时，不想放弃这个及早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决意报名入朝。那时候，母亲正卧病在床，父亲是工厂职员，工作忙，不让他离家远行。他就串通念大学的弟弟，让弟弟偷偷地将他的行李物品悄悄地搬出家中，迳直送往火车站，他自己空手一人，东拐西转，摆脱父亲的追踪;到了火车站，又在伙伴们的藏匿下，躲过父亲的视线，顺利地踏上了征途。
临行前，他同弟弟作过深谈，表示同情爸爸妈妈的困难，并相信爸爸妈妈也一定会理解他的崇高选择。他恳托弟弟多多照顾爸爸妈妈，为他多尽一份孝心，好让他排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战地工作。
与白国良，罗锡昌同时入朝的，还有三位上海姑娘:钱美得，郝展君和符文琪也都是大学生。
钱美得的姐姐慕容，婉儿与姐夫舒适是著名电影明星，钱美得的外貌与慕容婉儿长得很相像，毕竟是亲姐妹。他们刚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不久。在香港，钱美得曾跟随姐姐姐夫拍过电影，虽然担任的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总算有过令人激动的创作体验，本想寻找适当机会在银幕上再试身手，相比之下，觉得参军上前线更神圣更诱人，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便只好舍弃从影的志愿而走上从军之路。
18岁的符文琪坚信参加志愿军是当时年轻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她的父母也都通情达理，并没有用世俗的观点干涉女儿的行动，还对女儿的抱负表示理解和支持;不料，符文琪得寸进尺，干脆也说服自己的妹妹参加了解放军。
郝展君才17岁，看上去还完全像个孩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显得天真无邪。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不但支持她参加志愿军，还把另一个男孩子也送进了解放军。
郝展君爱她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的开明通达而感到骄傲。到了朝鲜后，她将爸爸妈妈的每一封信都编号保存起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品。她每次给家中写信，也都写得长长的，把战俘营各种有趣的故事都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共享胜利者的欢乐。
另有一批志愿入朝的英语人才，是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优等生。其中有五个姑娘，平均年龄才19岁，在当时，他们的家庭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条件，生不用为稻粱谋，一心只想着爱国、爱国、爱国。陈莉明才16岁，不让她上前线就是不依;周仪凤19岁，身材娇小而志气宏大，原来想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一层才华，报考了南京航空大学，读了一年，为了参军考进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一有去朝鲜战地的机会，又紧抓不放。她剪了男孩子式的短发，人称假小子，是女子篮球队的出色中锋。要上战场了，她并没有沉重感，抖擞精神，又嘻嘻哈哈，犹如出国去参加一场球赛。卢江与周仪凤同庚，长大于上海，原先就读于著名的教会学校———启秀女子中学，会一口发音标准的英语，以一个娇小姐的身分一跃而变成了一个女战士。20岁的方中也是上海小姐，原来醉心于艺术，考进了金陵大学艺术系，读了一年，也为了参军报国而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五个姑娘中，周元敏的入朝过程，也许更带有某种典型意义。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所有同学中，不管哪一位被批准去朝鲜，人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唯独批准周元敏去朝鲜，曾使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原因在于:周元敏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她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先生的外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且不说她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便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眷属，也必须给予照顾啊!何况周元敏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她能吃得了苦经得起战火考验吗?在同西方战俘接触中能坚持革命立场执行好党的政策吗?各种疑虑是否应验，首先取决于周元敏本人的精神素质，同时也取决于亲人们给予她的影响。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且不说她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便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眷属，也必须给予照顾啊!何况周元敏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她能吃得了苦经得起战火考验吗?在同西方战俘接触中能坚持革命立场执行好党的政策吗?各种疑虑是否应验，首先取决于周元敏本人的精神素质，同时也取决于亲人们给予她的影响。
第22节
天生丽质的周元敏，自幼接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母亲，就是如今成为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的张素我教授。张教授原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学，自然对女儿施予必要的基础教育，女儿的英语根底就是妈妈帮她打下的。’周元敏具有音乐天赋，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她买了钢琴，特聘一位俄罗斯女音乐家为她教授声乐。她的原定理想，是长大了成为一名歌唱家。可是，人总是受环境支配的。自从她稍稍懂事开始，家里的长辈们总是谆谆告诫她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同胞。外祖父张治中从黄埔军校创办时起，就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一个任校务委员，一个任政治部主任，两人朝夕相处，结成了莫逆之交;在国共交恶期间，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唯有张治中将军拒绝同室操戈，坚持不与共产党打仗。正是这样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感染了周元敏的父亲周嘉彬将军，于1949年领导了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同时，也在周元敏纯洁的心灵中，划出了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有两件事情，在周元敏的脑海里永远留有不可磨灭的记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将要举行国共两党领袖的谈判。那时候，她一家人都和外祖父一起住在重庆桂园宅邸。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家中恰好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客厅中同外祖父愉快地交谈，笑声朗朗。外祖父特意把她叫进客厅，让她这个14岁的小姑娘也见一见这位从远方来的贵宾。
客人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笑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好。外祖父在一旁提醒元敏:“快叫毛爷爷!”
哦!原来这位贵宾正是伟大人物毛泽东。毛爷爷给她第一个印象是不大像原来猜想中的伟大人物，穿长衫，着布鞋，说话文文气气，一口湖南乡音，紧握她的小手时，那只大手又厚又热又软，除了和蔼可亲外，并没有威严的感觉。事后想想，又参事屋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也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天，外祖父又令全家人暂时搬到城里旧宅去住，将桂园宅邸让给毛主席下榻。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都在这里办公和会客。从这个时候起，在周元敏的心中，就开始明白了外祖父对共产党的信任之坚，情谊之深，预感到共产党将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
1949年秋，周元敏的父亲周嘉彬将军安排好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事项之后，听从友人劝告，为避国民党特务暗算，带着全家人一同飞抵香港。才过了几个月，张治中将军便写信敦促女儿女婿从速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信中的措辞相当激烈，其中有一句话，使19岁的周元敏终生难忘:“你们迟迟不归，难道想当‘白华’吗?”谁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人被称为“白俄”，由此引伸出的“白华”，也就成为中国流亡者的代名词了。
周嘉彬夫妇完全理解长辈的心情，其实全家人也早已归心如箭，便立刻收拾好东西，举家回到北京，夫妇二人都参加了工作。周元敏便赴南京考取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跨入了她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
她的声乐长进很快，在比赛中两次获奖，老师视她为奇才，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