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明末土地兼并严重，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得残喘于水生火热中的人民揭竿而起。
像是崇祯元年，陕北直接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彻底激化了社会矛盾。
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更是攻陷了北京城，明王朝的颓势不堪一击，崇祯帝自尽殉国，自此朱明统治生涯告一段落，然而明之亡殁于万历统治时早已埋下了祸根。
但是需要说明，晚明时期动荡的社会和黑暗的王朝统治，也并未阻碍文化的繁荣和文学市场的开拓。
因为晚明时期，官僚士大夫们将度曲填词看作风雅之举，因此传奇戏曲逐渐趋向文人化。
许多士子们也因仕途失意，选择了弃政从文，进而创作出大量丰富的传奇作品。
文人传奇的创作动机是凭借一己之文而抒情达意，以史入文而借古讽今，在经过精心构思之后，于作品中展露出一个朝代的本来面目。
由此晚明情鬼戏中往往穿插一些与时代动荡背景相关的情节，以文写史，将真实的历史隐约地呈现出来。
如《牡丹亭》在叙写杜丽娘因梦而亡之余，转而投向了客观的时代背景描写，写溜金王李全和杨娘娘奉大金之命，骚扰江淮三年，杜宝镇守扬州，平定叛乱。
在《淮警》、《寇间》、《折寇》、《围释》等关目中体现出的战乱描写，穿插于柳梦梅和杜丽娘邂逅、甄氏与女儿巧遇之间，从而在《惊梦》高潮之后将作品又推向了一个高潮。
杜丽娘为鬼三年，还魂重生后所处的环境已非昔日的太平盛世，而是一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景象，杜太守一家尚且妻离子散，更何况是黎民百姓？
又如《红梅记》写贾似道之荒淫残暴，尤其是《杀妾》更突显其官宦本质，周朝俊于历史的真实中，为贾贼安排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结局。
如《劾奸》终归将杀妾的真凶得以严惩，而《城破》则极力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动乱不安。
周夷玉以南宋史实讥讽晚明腐败的政治统治，顺势安排了裴禹与李慧娘的人鬼相恋，又写到卢昭容与裴舜卿的悲欢离合，而造成悲情的罪魁祸首都是奸臣贼子贾平章，可以说剧作家是在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抒发对现实政治的一腔愤懑。
再如《焚香记》中《驱敌》、《传笺》、《灭寇》等关目中的战乱描写，意在揭露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
此外，《画中人》中写到庾期远亲赴山东攻破贼寇，《娇红记》中写到西番国主率领番兵抢入川蜀，《鹦鹉洲》中写到韦皋入川平乱，《梦花酣》中写到辽兵侵宋，等等。
情鬼戏中诸如此类的战乱描写，可以说是剧作家在突显社会背景的同时对其坎坷人生满腹沧桑感的再述。
而且情鬼戏皆演男女相恋之喜与忧，安排因战乱而导致生旦被迫分离的剧情，突出了情在缔结过程中的艰辛，即使战乱平息后，生旦再度相遇，重温旧情，也是历经了千般磨难后的结合。
就像前文说的，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渐进活跃，进而带动了市井文化的繁荣，苏浙地区的发展尤为显着。
随着江南集镇的蓬勃兴起，市民阶层逐渐壮大起来，市民意识也随之增强，他们开始追求更为丰富的文娱生活。
到了晚明时代，社会商业、手工业的繁盛兴旺，为朱明王朝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契机，然而手工业主对工人的层层盘剥，却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恶化。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晚明时期所孕育着的改革因素走向了畸形，不得民心的朝代终归是坠落深渊。
晚明时代的社会背景，在文人的传奇创作中成为一个缩影，情鬼戏在突出情的主题时，也因而担当了一个朝代覆亡的素描者。
统治者在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时，总要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其统治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因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便充当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要领。
早在明太祖即位时，为加强专制统治，就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按八股科举取士，以维护皇家威严和巩固封建统治。
此后明正德年间，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朱子理学走向没落，继之而起的是王学左派思想。
明中期兴起的王守仁“心学”（简称王学）成为晚明时期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挽救着程朱理学的颓势，进而为统治者服务。
王阳明在陆九渊之后明确地提出了“心学”观念，他在《答舒国用》一文中提到：“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心即理”说是阳明学说的前提，其直承于陆九渊思想，王学思想的核心即“良知”。
此外，还有“致良知”说、“格物”说、“知行合一”说，强调身、心、知、意，这些不能脱离生理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其本意是想寻求思想观念的伦理化，企图把封建伦理观念灌输到人们心中，但也导致了否认用抽象、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
心学实质上依旧是一种儒家思想学说，为维护封建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但无论从“致良知”说或“知一”说来看，处处都隐含着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道学，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从而又具有反传统的意义。
可见王阳明学说构成了当时思想界的龙脉，像是《传习录》中记载其平日教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即以善、恶学说诠释了他的哲学思想。
王守仁堪称一代思想家，他在《王文成公文集原叙》中曾自诩云：“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
就连朱德普也说：“阳明的学术思想，承接了尧舜的正传，孔氏的心印，发挥了内圣外王的工夫，转变了理学的颓风，支配后来近五百年的思想流变。”
王阳明“心学”创立之后，王学左派思想延续至后代，其派别有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以邹守益、罗洪先为代表的“江右王门”，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
李贽是泰州学派代表王艮之子王襞的学生，他早年出入官场，之后却遁入空门，在寺院里处理公事，他是个狂禅人物，其学说以“异端”自居，并提出了“童心说”，即“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李贽的“异端”思想，承接着王学左派思想。
汤显祖极其推崇“异端之尤”李贽，汤翁“主情说”也受之影响。
从孔孟内圣之学中衍化出来的王阳明“心学”，由理性到感性、由伦理到心理、由天理到人欲等方面逐渐地发生着裂变，最终走出了内圣之学纯粹遵循伦理道德规范的模式。
伦理世界的绝对价值标准从根本上予以否定，道德理性不再制约着思维，转向了自然感性的张扬，内圣之学的基本法则荡然无存。
李卓吾“异端”思想为内圣之学的残喘敲响警钟，其特征是标举自然人性论的旗帜，抨击内圣之学的伦理绝对主义，淡化乃至摈弃心学核心命题“心即理”的道德本体论含义。
随着内圣之学的瓦解，人们的心灵也显得躁动，开始广泛地追求自由解放精神，进而激活了晚明思想界，也使后续的思想家放开眼光，打破传统，这种理论走向集中体现在李卓吾理论观中。
无论是王守仁“心学”，还是李卓吾“异端”思想，皆在反理学。
这种思想缘起于思想家本身的特殊人生际遇以及晚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在科举取士的明代，士子们已然成了封建统治者利用的对象，不再是为国谋利益的栋梁，相反却是在受着统治者无情的束缚，连番落榜使得他们对朝廷的科举取士产生质疑，偶或中榜的士子在统治者控制下的牢笼里也是处处碰壁。
“心学”的提出和传播，自然契合了士子的心理需求。
士子心态的改观，也引起了他们人生路径的改变，从而选择了退隐山林，归情感于文学创作，以泄心中之愤怒。
晚明时代，人的感性情欲一度冲决了理性伦理的堤坝，反理学思潮的掀起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界。
“心学”所标举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命题扩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并逐渐转向了提倡以内在的自然、情感、欲求为人性本体，而反对以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为人性本体。
明末封建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影响到了意识形态的剧变。
王学左派所倡导的个***思想受到了广泛的普及，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也在不断加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心学”笼罩着晚明思想界和文学界，它大胆怀疑一切固有学说的精神，对于文人情感的抒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诸如汤显祖、周朝俊、吴炳等剧作家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反理学思潮的影响，于传奇作品中突出“以情反理”的文思脉络，一改之前的“以理节情”。
进而将这种适应时代的思想通过传奇中特定人物形象的“知”与“行”表现出来。
所以晚明传奇中的情鬼戏，着意选取了一个奇异的“鬼中人”形式，刻画了人们在不堪忍受封建礼教压抑下的斗争，进而展现出礼教束缚下“情”对“理”的批驳和反抗。
汤若士《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年方二八，却香魂陨落，《幽媾》一出，当丽娘的游魂邂逅柳梦梅时，敢于直言她的相思爱恋之情，虽无在世父母的怜爱，但也不再被封建家长约束行径：
【宜春令】〔旦〕斜阳外，芳草涯，再无人有伶仃的爹妈。奴年二八，没包弹风藏
叶里花。为春归惹动嗟呀，瞥见你风神俊雅。无他，咱待和你剪烛临风，西窗闲话。
周夷玉《红梅记》中《鬼辩》一出，慧娘的游魂对贾似道再无之前唯恐其不悦的忧虑，而是自作主张地私放裴禹，并与似道强辩：
【牧羊关】一犬声还吠，千牛在那家？是这般重重朱户锁窗纱，怎出得羊肠路奔走天涯？〔贾〕后花园放出，还要强口，你休道我剑不利也！（贴惊介）动不动钢刀一下，俺也不怕害些儿怕，迟和疾一死无加。
却原来有亏心的也怕杀，你怎不自保身家？
〔贾〕贱人，敢在我跟前指东话西。
你浑身是胆哩！（怒介）〔贴〕小妮子从来心胆大，
因此上拼残生来吊牙。
吴炳《西园记》中的赵玉英魂归地府后，便不再拘束于凡世间大家闺秀的礼数，夜闻张继华呼唤她的姓名，感动不已，主动投向了张生的怀抱，并与之幽媾两月。
玉英魂并不认为这样的爱情不合情理，而是自语道：“若许得如此儿郎，也不枉杀奴家一命。”
对于封建家长为她定下的姻缘，她则敢于抒发内心强烈的不满，“可怜红粉，岂委白丁；誓不俗生，情甘愿死。”
粲花主人在为张继华、王玉真安排情缘的同时，穿插了赵玉英与张绣林的人鬼之恋，进而塑造出一个爱恨分明、有理想、有追求的情鬼形象。
情鬼戏中，情的缔结过程可谓坎坷艰辛，然而为情甘愿以死抗礼的青年男女，他们用真情换取了传奇大团圆的结局，最终爱情战胜了礼教，邪恶屈服于正义，美抗拒了丑。
王学左派思潮的影响已然渗透到曲家的心灵深处，剧作家正因情思涌动，在传奇中所塑造出的情鬼形象才更显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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