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6章

  还有一种《宋太祖三下南唐》,又名《侠义奇女传》,叙演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南唐的故事,实际上是《飞龙全传》的续书。

  书凡八卷五十三回,作者题“好古主人撰”,姓字生平不详。今有咸丰八年(1858)初刻本。

  《飞龙全传》曾提及“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寿州被困”事,本书当据此敷衍而来。

  故事写宋太祖亲征南唐,被南唐护国军师余鸿困于寿州。

  宋开国功臣之子郑印、高君保及北汉旧臣之女刘金锭、郁生香等救驾平唐,与余鸿等妖仙斗法摆阵,终获全胜。

  小说仿照旧时英雄传奇杂糅神魔怪异的故套,人妖并存,情节相因,缺乏新意。

  《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云合奇踪》等,八十回。此书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书林杨明峰刊本。

  它的作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是郭英之孙郭勋所作,待考。

  《英烈传》写朱元璋和其他“开明英烈”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

  从朱元璋幼年时代写起,到建立明王朝,“定山河庆贺唐虞”为止,反映了元末社会的动乱,以及朱元璋发迹变泰,由一个流浪青年演变为开国国君的过程。

  比较完整地写出了明朝开国史,塑造了朱元璋和“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人的形象,在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部小说所叙故事大都本于史传及杂着、野史。

  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可读性较差。

  中心人物朱元璋主要描写他当了统帅以后的战争生涯,个性不突出,这部小说虽然成就不高,但对戏曲、曲艺创作有较大影响。

  《英烈传》问世后,又出现了《续英烈传》一书,五卷三十四回,题“空谷老人编次”,首有纪振伦序,署“秦淮墨客”,孙楷第先生认为它的作者大概就是纪振伦。

  《续英烈传》是以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燕王靖难”为题材,故事从明太祖确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开始,至燕王朱棣夺取政权,登皇帝位,改元永乐,建文帝流亡为止。

  小说所写基本符合史实,只是第五卷(即二十八回以后)建文帝祝发为僧,云游各地过流亡生活,以及后来又“归国”的故事,是根据传说加以附会的。

  “燕王靖难”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文艺作品里,大多数都是讨伐燕王的纂逆,表现忠与奸的斗争。

  有的则在建文帝失去皇位这件事上,寄托亡国的哀思。

  如李玉的《千钟禄》,但是《续英烈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场明代初年王室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一方面是“仁慈之主”的建文帝,一方面是“英雄之主”的燕王,两人为争夺皇位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

  作者并没有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而是客观公允地写出这种斗争的残酷无情,撕开统治阶级所为纲纪伦常的虚伪面纱,揭示斗争的本来面目。

  燕王为了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费尽心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各种谋略,充满了杀机,到夺取帝位之后,又屠戮建文旧臣,追捕建文,使当时的南京成了血雨腥风的世界。

  而以“仁慈治天下”相标榜的建文帝,虽然口头宣扬仁义道德,但他为了保住皇位,必欲置诸叔于死地而后快,继位不上一年,周王、齐王、湘王尽皆废削。

  又派人监视燕王,剥夺他的军权,甚至使反间计,策动燕王世子叛父等,手段也十分毒辣,哪有什么骨肉之情,仁爱孝慈之心。

  作者客观地、真实地写出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之争,这对认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治的本质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其他英雄传奇小说的话,还有《禅真逸史》(坊间刻本改题为《妙相寺全传》或《大梁野史》)八集四十回。

  《禅真后史》十卷六十回,二书均题“清溪道人编次”,存明刊本。

  清溪道人,即方汝浩,系明崇祯年间人,生平不详。

  《禅真逸史》原书前面有徐良辅题辞和《凡例》八则。

  书以南梁和东魏为背景,叙述东魏镇南大将军林时茂,因得罪权臣高欢之子高澄,惧祸出逃,在泽州向月庵出家,名太空,号澹然。

  后入梁,被推荐为建康府妙相寺副主持。

  正主持钟守净不守清规,与破落户沈全之妻黎赛玉通奸,澹然劝戒不从,钟守净反而在梁武帝面前诬陷他勾结东魏,澹然再次惧祸逃亡。

  过张太公庄上,其子为狐精所惑,澹然为之除妖,又得到《天枢》、《地衡》、《人权》三册天书,能呼风唤雨,召神驱怪,自此在张家隐居修真。

  十余年后,澹然得到孙伏威、薛举及张太公之孙善相为徒,传授武艺法术。

  三人后来在孟门山与缪一麟、查讷共同起兵,夺城陷府,声威大振。

  及齐纂位,齐都督大将军段韶出兵征讨,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等受招安,皆封侯,镇守西蜀。

  澹然随三人至蜀,在峨眉山修炼。

  朝代数易,至唐灭隋,澹然九十余岁,在山坐化,杜伏威等各传位与其子,弃家访师,后皆登仙界。

  全书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

  《禅真后史》卷首有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写于崇祯己巳年(1629)序和《源流》一篇。

  《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集,与《逸史》源流相接。前二十回写儒生瞿天民为耿寡妇家塾师,品德高尚,与耿家、刘浣家结下深厚友情。

  他学儒、从医、经商,几经波折,家境逐渐富裕,儿子先后娶亲。

  其时正当唐太宗末年至武后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动乱,人民饥馑流离,盗贼蜂起,上帝为了拯救苍生,派林澹然高徒之一的薛举,降生人世。

  瞿天民之妾阿媚突然怀胎,生下一子,就是薛举转世,取名为琰。

  瞿琰自幼得到林澹然传授仙术,报济困扶危之志,平暴灭妖,斩除奸佞,为国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

  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与匡扶汉室的《三国》糅合起来,创作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杰作。

  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此二者,所以《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的壮举。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甚至消极退隐。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揉为一体。

  同时,杂以神魔、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这部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腐败加以充分的揭露。

  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

  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生活之艰难。

  瞿天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都活脱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总的来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相比,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

  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受到了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

  方言俚语有“这叫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

  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有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一面,也有调节与制约阶级矛盾的一面。

  法律的正确执行,既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可以防止超越法律许可程度的压迫与剥削,为的是防止广大人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推翻统治者。

  但是,在人民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法律的施行完全取决于官吏,官吏清廉,法律就执行得好一点;官吏贪酷,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

  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不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总要千方百计地谋取法外特权。

  对于这些法外特权,敢不敢加以抑制以至制裁,也完全取决于官吏。

  刚正不阿的官吏敢于制止法外特权,谄媚逢迎的官吏就会放纵恶霸豪绅横行不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成为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呻吟,想清除这种沉重的迫害,但他们还未觉悟到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希望执法如山的清官。

  当清官难寻的情况下,又寄希望于民间的豪侠出来为他们伸冤。

  这就是产生公案侠义小说的社会原因。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的两个流派,但到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尔后又分为二支。

  公案小说逐渐衰歇,而侠义小说在清代末年大为兴盛,发展为武侠小说,到了廿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又掀起高潮,不肖生、赵焕章、顾明道、李寿民(还珠楼主人)、白羽等人的武侠小说风行一时。

  到了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蔚为大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大家影响颇大,虽已与清代武侠小说面貌不同,但也还留有古代武侠小说的痕迹。

  公案小说,以清官断案折狱为主,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史记》中的循吏和酷吏列传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种子。

  魏晋南北朝小说,如《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勾勒了于公的清官形象。

  记述狱讼事件的书,在五代时就出现了。

  五代时和凝的《疑狱集》及其子的续作、宋郑克的《折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都是。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将案件分门别类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公案小说有明显影响。

  但是,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大概从南宋的“说公案”开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就是着名的公案小说。

  与此同时,元代出现了大量清官戏,现在保留下来有完整剧本的还有十六、七种,其中写包公断案的有十一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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