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幸的是，命运还是把她抛到了社会的底层。
于是无奈之下，就只能是寄希望于幸福美满的爱情和婚姻。
“不邀财货，但慕风流”，使鲍十一娘“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都可以看出，小玉虽然身陷娼门，但是并未进入社交，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与久待宾客、行动老练的李娃大不相同。
这也为她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其次，李娃与霍小玉的不同遭遇注定了她们二人性格的不同。
在李娃身上，作品展示的是“过人的清醒、明智、坚强和练达，构成李娃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闪光点”这也是李娃在众多女性形象中特立独行的地方。
李娃美丽多情，但由于职业习惯，性格被扭曲，她的性格极具复杂性。
在初遇荥阳生时，李娃体现了风尘女子特有的老练与成熟，当她发现荥阳生的失常便主动的“回眸凝睇，情甚相慕”，面对荥阳生的真情告白，李娃更以“我心亦如之”来逢场作戏的回答。
甚至在她“情弥笃”之时还与鸨母上演了一场舍逐荥阳生的双簧戏。
这所有的一切几乎让我们觉得她甚至是一个薄情负心、唯利是图的绝情女子。
但当沦为乞丐的荥阳生在风雪夜与李娃第二次相遇，李娃失声长恸:“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
这又让我们看到了李娃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及她压抑在内心深处对于荥阳生发自肺腑的爱意和悔意。
她果断的决定要与鸨母决裂，拯救濒于死地的荥阳生。
李娃赎身后租一小院悉心照顾荥阳生，先帮助他恢复健康，继而劝他恢复往日的学业，并且从旁悉心的陪伴和指导。最终使荥阳生功成名就。
“李娃以超人的睿智、经验以及坚定的遗志，无私的奉献精神，再造了一个建贵族新人，并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她以过人的清醒与理智审时度势，两次“未也”，一次“可行矣”恰到好处的把握时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卓然独立的李娃。
可相较于李娃性格的多面性，霍小玉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痴情。
她对爱情坚贞执着，一旦爱上，就生死以之，至死不渝。
她性格刚烈坚毅又固执倔强。
她对爱情专一而又炽烈，当她与李益相聚时“极其欢爱，委婉缠绵，柔情似水，生死以之。”
但她时常自感自身地位卑贱，难与李益匹配，更恐日后年老色衰，会被李益抛弃。
尽管李益白纸盟誓，她仍然不抱任何幻想，认为“盟约之言，徒虚语耳”。
她深知李益不能娶她为妻，娼门的生活又是她不能忍受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依然固执的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即向李益提出相爱八年的短愿。
“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
她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自己情愿出家为尼，用一生的时光换取八年的欢爱。
她对于爱情，是何等的执着与痴狂。
当李益言而无信逾期不至时，她想方设法多方打探，她“数访音信”得不到确切信息;求神问卜，毫无结果;“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家资因此耗尽，又典卖东西。
此时她未知李益负心，仍旧固执的爱着他，思念他，寻找他，受尽千辛万苦，以至“怀忧抱恨”，“遂成沉疾”当她得知李益负心，在黄衫豪士的帮助下终于见到李益时，仇恨的怒火从胸中迸出，怒斥他的薄行与绝情:“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比。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宁。”
最终“长恸号哭数声而绝。”刚强执着的她用死来扞卫她的尊严，也用生命来祭奠对爱情的忠诚。
她爱的深，爱的炽烈，爱的有尊严，是唐传奇中最有光彩的女性形象。
最后，李娃与霍小玉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不同。
李娃作为一个久经世事的风尘女子，她对社会、对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有着清醒的、深刻的认识。
她深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爱情是不能战胜礼教的。
正是她性格中的这种理性的清醒让她在每一次遇到抉择时都能适时地进退取舍。
正是因为对于爱情的不存幻想，让她在与荥阳生“相知一年”，感情日益融洽的情况下，与鸨母一同驱逐了荥阳生。
她原以为荥阳生会像以往的负心男子一样，回到家中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不曾想荥阳生竟因此流落街头，靠唱挽歌为生。
后来又几乎被残忍的父亲打死，不得已沦落为乞丐，冒雪沿街求乞。
“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她在忏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荥阳生对她真诚的爱。
于是她毅然与鸨母决裂，倾尽全力拯救荥阳生于危难之中。
但当在李娃的精心护理下荥阳生功成名就之时，她却又一次明智的选择离开:“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
因为她明白自己不能与荥阳以残年，归养老姥。
“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
成熟果断的她清醒地知道自己是无力守住这份真挚、美好的爱情，于是她聪明的选择退出。
可与李娃的清醒与明智相比较，霍小玉就表现得有些“痴”。
她是一个视爱情如生命的女子。
她把寻找美好的爱情当作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不惜一切的追求幸福生活，以借此机会摆脱不幸的命运。
美好的爱情对她而言，就显得尤为珍贵，是她青春的生命依托。
她也知道自己爱情的悲剧性结局，因而在与李益两年幸福生活之后，又提出了八年之约，以期能够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经历，以便在年老色衰之后的孤寂生活中来慢慢回味，甚至是半生独守青灯的苦涩生活来换取八年幸福欢愉的爱情生活。
这个可怜又可悲的要求体现了小玉对生活的无奈和对人性与爱情的天真。
她把全部的希望与幸福的主动权都交给了李益，痛苦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遗弃。
等待中因爱生怨，由怨生恨，最终竟含恨而死，为爱情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还有就是悲喜殊味之原委。
因为《李娃传》与《霍小玉传》都是写京都名妓与豪门士子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
但所塑造人物形象李娃与霍小玉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李娃“佳人弃才子”最终却是苦尽甘来，被封“汧国夫人”的美满团圆的喜剧式结局。
而霍小玉则是“痴心女子”真情被漠视，因恨生疾，香销玉殒后化为厉鬼才能复仇的悲剧性结局。
二人异样的命运悲喜殊味，究其原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由她们二人自身性格的差异性决定的。
命运虽然不能完全取决于性格，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
由于个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成长生存环境的差异，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以及独特的生活价值评判标准。
“这种主观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人对于事物的不同认识，从而促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处境之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李娃性格中过人的清醒，让她能适时的进退取舍，从而避免了与社会相撞的头破血流，最终获得所谓的“美满生活”。
而霍小玉的天真任性和固执倔强的性格却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
她把对生活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风流的男子身上，把整个生命倾注在一次不合乎现实的爱情之中，这种极端的固执与痴狂，必然昭示了她会有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其次，这与作者创作意图以及思想意识的不同也有很大关系。
唐代小说文体意识开始自觉，作者开始注意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典型形象的塑造。
唐传奇作品“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既有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又凝结着他们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同时也透露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深入细微的洞察”
《李娃传》作者通过写李娃由一个娼妓历经沧桑之后成为“汧国夫人”，并且“有四子，皆为大官”的由悲到喜的命运转变，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真善美的赞扬和肯定，以及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同情和祝福。
同时也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理想化色彩。
《霍小玉传》则是以美的毁灭来向我们展示封建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对于女性的毒害和对青年男女爱情自由抑制的罪恶。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是悲喜剧艺术效果的差异性，让作者为她们安排了不同的命运结局。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娃传》与《霍小玉传》的结尾的无现实可能性，只能是作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同时也是作者为了满足读者阅读的期待心理的设置。
因为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时代，显然不可能有李娃这种妓女变成贵族夫人的命运转变。
这既不符合李娃本身的性格特点，也与荥阳公残酷无情的性格有悖。
作为封建家长，他是不可能同意儿子娶李娃为妻的。
霍小玉则更不可能通过死后化为厉鬼这样的形式来实现报复李益的目的的。
这是作者不甘心看她悲惨的死去而安排了鬼魂复仇的结局。
但这样的结局消减了悲剧本身的震撼力和批判力。
总之，我们通过对与李娃和霍小玉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对比分析，“窥一斑而见全豹”，可以看到唐传奇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她们不仅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美好的内质。
她们大胆的追求爱情和婚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坚不可摧的封建礼教进行强烈的控斥和攻击。
她们不断地努力和奋斗，试图改变处于社会底层的被玩弄被侮辱的地位。
她们的形象无不生动丰满，与唐代现实生活中的女子相辉映，在文学画
廊中曜曜生辉、流光溢彩。
的确，包括像后来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之中，《紫钗记》是居其首，也是在唐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基础上改编成传奇的。
其主旨是讴歌婚姻自由和纯真的爱情，揭露封建门阀制度的腐败，揭示人民百姓和封建特权阶级之间的矛盾。
而且需要说明，《紫钗记》不仅继承了唐传奇小说针砭现实的的批判精神，还根据新的主旨对作品的人物和情节加以改造，有所创新。
如霍小玉成为情之所至的代表，李益变成忠于爱情的翩翩佳公子，剧中加入了代表统治阶级的卢太尉，强调并提升了黄衫客在霍李完婚中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汤显祖一部成熟的作品。
汤显祖的创作实践将明代传奇的创作和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在戏曲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和戏曲活动更是影响深远。
像是明代戏曲评论家王思任曾说:“四梦?熟而脍炙四天之下。”
可见当时“四梦”盛行之状况，影响之浩大，学术界对后三梦尤其是《牡丹亭》给予了充分关注，研究成果较多，而居”四梦”之首的《紫钗记》有被忽略之嫌。
不过与后面的几部作品相比，虽然《紫钗记》创作时代较早，但它的创新之处也确实可圈可点。
因为《紫钗记》是在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汤显祖继承了小说中原有故事情节的大致脉络和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别出心裁地进行了带有显着个人风格的改造。
不但增加了情节的波折，丰富了原有的人物形象。
而且将戏曲的主旨进行了带有时代特征的转变，使得《紫钗记》更贴近明代生活，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从而更加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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