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家里没有钱用了。”羽太信子笑嘻嘻地说。
“哦。”鲁迅答应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唉，真没办法！每个月拿到薪水，全数交给“当家的”二太太－－羽太信子，加上二弟周作人的薪水在内，也有六百多元了，可是总不够用，还要他四处去借。过日子就不能节省着点？这个羽太信子特大手大脚，每次薪水一拿到手就拉着周作人往日本商店跑，不管是否急需，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买了一堆回来。他们的心总是向着日本，有钱就照顾日本商人的生意，无论什么东西都由日本商店来“包销”。起初每月收入较多，尚可勉强供其挥霍，现在欠薪严重，有时竟只收入很少几块钱，哪里供得起他们这样奢侈用度呢。
鲁迅只好出去向朋友借钱。当他深更半夜饿着肚子步行往回走时，羽太信子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艰难。鲁迅刚刚迈进大门的门槛，就看见家里的总管徐坤正在把一大包物品从墙头上往邻院那边送。原来，徐坤的家眷就住在邻院里，这样送东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鲁迅是乐于助人的，但是看不惯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这个管家徐坤特机灵，很能讨好周作人夫妇的欢心，连周作人做件衣服买双鞋，都要徐坤从外边请人到家来试样，事无巨细全部由徐坤一手包办。特别是，徐坤处处受到羽太信子的袒护，一次，鲁迅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向羽太信子说了此事。羽太信子把徐坤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真笨，你
做事为什么叫他看见！”瞧，她这哪里是责骂徐坤，很明显，徐坤的行为是得到她的默许的。
这种指桑骂槐非止一次。还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纸窗下玩火，差一点把纸窗烧起来。鲁迅看见了，觉得应该加以训诫，便告诉了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把孩子叫来责骂道：“你怎么搞的，玩就玩吧，怎么偏偏让他看见！”瞧，这就是羽太信子教育孩子。
对于羽太信子为人处事，周作人则是视而不见。他整天手捧着书本，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把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列为浪费精力。当他知道了徐坤的劣迹以后，说什么“如果换掉徐坤，难道要我自己去办理那些身边的琐事不成？那要减少我多少看书的宝贵时间啊！”周作人就是这样一种封建少爷脾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好逸恶劳。这还不说，周作人还宠着羽太信子，说什么：“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兄长友好，换取家庭安静。”由此可见，周作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这“妻管严”是怎么来的呢？原来，羽太信子把他吓服了。他曾经和羽太信子吵过的，羽太信子一装死就把他吓服了。
说起羽太信子的装死来，还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她跟着周作人刚刚从日本来到中国时，住在绍兴周家，那里没有日本领事馆，她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为了要挟别人，动不动就装死晕倒。有一回，羽太信子装死，恰巧被她的兄弟重久看见
，重久对大家说：“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至此，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家里人，才知道她长久以来晕倒是装死吓唬人的。尽管如此，周作人还是对她服服帖帖的。
羽太信子是一个典型的由奴隶爬上奴隶主的人，具有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在八道湾家庭生活的前阶段，鲁迅每月将薪水全数交给她，不够时，鲁迅出去向朋友借贷，这样一个家庭收入的得力之人，她自然是非常欢迎的；后来，鲁迅欠薪了，又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提了一些意见，她便讨厌起来，就想排挤鲁迅；加上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气焰嚣张之时，北京有日本使馆，她常和日本使馆联系，以一个侵略者的姿态仗势欺人。她排斥鲁迅是情理之中的。
天要下雨，是由不得人的。1923年7月14日开始，一家人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接着，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来到鲁迅的房间，将一封信扔在鲁迅的桌子上，转身就走了。信封上面写着“鲁迅先生”四个字。鲁迅急忙抽出信纸来看，竟然是一封绝交信，信中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了！”鲁迅让佣人去请周作人过来谈谈，被周作人拒绝了。就这样，兄弟情谊终于中断了，团圆家庭终于决裂了。8月2日，在横逆忽至情况下，鲁迅身患着疾病被赶出了八道湾周家宅院，迁居到北京砖塔胡同61号。
迁居砖塔胡同以后，鲁迅大病一场，到第39天才“始废粥进饭”。鲁迅感叹自己的遭遇
，心里感到十分凄凉：“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是啊，鲁迅从来不计较自己，一心只为着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1909年6月，鲁迅本来在东京正在好好地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的，突然决定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这是因为那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哥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里的“几个别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利让弟。
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中国，和鲁迅、母亲鲁瑞、鲁迅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起，先后同住在绍兴祖屋和北京八道湾，一大家人和和睦睦何等的好，这是鲁迅最希望的。为了这一家人，鲁迅不仅负担了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而且连周作人岳父羽太全家都要鲁迅接济。鲁迅每月拿到薪水以后都向东京羽太家寄钱，还要专款资助羽太的儿子重久的旅游费用和女儿福子的学费。
1915年，鲁迅研究乡邦文献取得成果，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名让弟。
1917年春末夏初，鲁迅和周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作人忽然发起高烧来，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教育部有
一位同事因此病而死，因此，鲁迅非常着急和担忧，急忙去请来了德国医生悌普耳诊病，结果是虚惊一场，不过是出疹子而已。鲁迅惊喜地说：“瞧，起孟长这么大了，竟然还没有出过疹子！”
忆往昔，鲁迅怎么能不寒心呢！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鲁迅幸亏从八道湾被赶出来，才能够量入为出而有预算地安排生活，以至还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需，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此时，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收入作者在“五四”时期（1918－1922）创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15篇作品。
附记：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2日下午，鲁迅拖着患病的身体离开了八道湾周家宅院，迁居到北京砖塔胡同61号。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周作人企图把房子卖掉把钱独吞。鲁迅抓住他贪财独占的弱点，表示：“卖掉是可以的，不过也得要分给我一份。”由于这个缘故，八道湾的房子没有卖出去。但是，鲁迅逝世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周作人做了汉奸伪督办，就将房契换成他的名字，窃为己有了。羽太信子则又将周宅改为羽太寓所，每遇什么事便在门前扯起日本旗。而且，周作人还到西三条去将鲁迅藏书编成中外文书目，交南京和上海的汉奸组织估价变卖。这是后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