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人，居然连这个都送过来了！”
7月22日下午，当伍豪等人提前告辞离开后，张国焘看着送来的物资之一，心里又惊又喜又疑。
“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说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红一、红四方面军必须一视同仁。上海的同志拿到了三部大电台，一部归一方面军，一部归四方面军，第三部电台暂时还在上海没有送出。”
令张国焘惊喜万分的物资，正是下午两点后才送过来的100W大功率电台，和电台过来的，还有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和一小桶汽油。
“哦！这就对了，毕竟是共产国际，和那帮留苏派的阴人不同，那帮人最爱假传圣旨。幸好这次有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押阵，否则那些留苏派的......”
张国焘心里骂骂咧咧的，现在却已对那位“喀秋莎”同志感激不尽了。
100W的电台在中央总部那伙人手中，意味着他们可以随便通过其向苏联“告黑状”。而现在自己也有了一台，双方在讯息交流上就是平等的了。
一想到今天凌晨那频繁的电台通讯，张国焘就非常地不安。
他很清楚，自己最近“逼宫”和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央红军的那群人全看出来了。
这段日子，他和李润石吵得最凶，两人互相拍着桌子对骂是常有的事。他也喷了博古那个书呆子一脸的口水，但是，有一个人在这过程中，却一直强忍着不和他对吵，那人其实才是被他指桑骂愧骂得最凶的，但是他的忍功却让张忌惮万分。
在得知中央红军得到大电台后，张国焘心中又惊又怕，他怕的就是这一点：那帮人向斯大林告洋状！
对方有大电台，我没有，那简直就是只能被动地挨告啊！
“比起这些留苏的阴险小人，还是正宗的共产国际的同志处理公平！”
张国焘现在突然又觉得，那位喀秋莎同志太顺眼了。她来到红四军后，哪里都不去，就一直窝在医院里给红军看病治病，谁的脸色都不鸟，张国焘现在也觉得，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本色。
他马上咐吩人好好地“接待”喀秋莎同志，千万不要怠慢了。而后命令电台组马上调试电台，尝试以最快的速度和莫斯科取得联系。
“告洋状的事，谁不会啊！你们瑞金根据地的见不得光的事，还会少吗？”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红四军驻地上空，响起了频繁的电台嘀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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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开始发报了！”
“他一定是在向莫斯科告我们的黑状吧！”
“哼，他跳得越欢，摔得越惨！”
“希望苏联的同志，快点拿到他出卖李大钊同志的罪证！”
中央红军总部这儿，四巨头中听到监听人员的通告，也知道了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他们早就猜到，张国焘拿到大电台后一定会疯狂地“告状”的，但只要苏联驻北平办事处的人拿到了那份他1924年被捕和出卖李大钊同志的罪证，光是“叛徒”这个罪名，就足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永不得翻身。
王稼祥道：
“润石同志，伍豪同志，大家还是早点休息吧。大家昨晚到现在都没有睡，接下来这几天，是斗争的关键时间。”
朱老总拿起黄克送来的电脑鼠标，点开其中一个视频，视频里放出的画面，正是李润石的两个孩子在孤儿院里生活的点滴片断。早就知道董牧师悄悄把人送进孤儿院的黄克，也早早地在孤儿院里布置摄像机，拍下了那两个孩子生活的镜头画面。
“已经看过好几次了，这台电脑很娇贵的！小黄同志说过，未来的六十年里，这台电脑都可以称之为国之重器，拿来存放这个太浪费了！”
李润石伸过手来，按照黄克教授的方式，“正确”关闭了电脑。
黄克手中的五台电脑，笔记本只有两台半，余下两台是台式机，所以没有拿出来。另外一台半笔记本电脑，半台是坏掉的，另一台则是太过古老的“老奔3”笔记本，而且是外文的。
李润石看着电脑屏幕感叹着：
“想不到未来的科技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几千个人通过所谓的电脑网络，可以象面对面一般的聊天交谈！而且还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脸！”
目前艾琳娜正在红四军的驻地，黄克也陪她在一起——因为艾琳娜需要他在身边“就近补魔”。而艾琳娜现在还在极用心地替红四军的伤病员诊治，开药，治疗。
另一边，林虎三和董振堂，这两位一军团，五军团中最能打仗的智将虎将，正率领各自部队里的精锐，分别接收着刚刚拿到的二百条毛瑟1924步枪和二十支花机关枪。
这批军火是清一色的德国造，正是黄克在上海租界的缴获，现在先被拿出来装备中央红军的直属精锐部队，原因自然不必说。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带过来的补给吗？他们是怎么运过来的！”
作为红五军的军团长（后改为第5军）董振堂，是不折不扣的虎将，猛将，最擅长打的是苦战和血战。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经过湘江战役，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1935年5月，在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万多名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也因为如此，红五军损失惨重，所以在得到黄克这边运来的大批军火后，中央军委的高层二话不说，直接给红五军优先批了装备。
尽管开始时疑惑如此巨大的装备是如何运过来的，但是很快董振堂的注意力就被新接收的枪枝和弹药吸引住了。
德国原装步枪，德国原装花机关枪，而且子弹充足到让人想哭的地步。
待董振堂的部队接收完装备后，朱老总走了过来，以异常严肃的表情地对董振堂道：
“董振堂同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
任务，需要你和林虎三同志一起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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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间
陈昌浩：“那位喀秋莎同志还没有休息吗？”
报告的士兵激动地道：“没有，她还在给伤病员看病！而且她把我们送给她的饭菜全让给伤病员了，只肯吃普通士兵的饭菜。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才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听说那个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各种摆架子装少爷，完全就是个太上皇，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才应当是这样的！”
张国焘恨恨地继续挑拔道，这段时间和中央红军高层闹矛盾，他也不是没有和那个曾经三人团之一，“李德”打过照面。
“不过，那个博古只是个被人玩弄的二十多岁的小年青，李德也只是替罪羊，中央红军损失这么大，真正该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是......”
“不要再说了，这事我们都心里有数。”
陈昌浩打断了他，他现在也很忧虑。
就在几小时前，他和张国焘一起，联手向莫斯科那边告了一堆中央苏区的黑状。
原因是凌晨那几小时的长时间电报通讯，着实把二人也有些吓怕了。尤其是张国焘，他可以想象出，那个他最忌惮的人一定告了他一堆的状。
张国焘兵权在手，倒是不怕对方能怎么样。就算共产国际的人要他下台他也不怕——毕竟他经营了这么久，共产国际在红四的影响力已经被压制到最低。但是，对抗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无形的损失非常大。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莫斯科方面听了他的诉讼后，转变态度和看法。毕竟在此之前，莫斯科发来的指示，都是支持中央红军北上的意见而不是南下。（历史上也是如此，具体通讯方式应当是中央红军这边发给国内的电台，然后国内地再通过其他渠道转给苏联，中间会有不少的时间间隔）
陈昌浩和张国焘，发了一晚上的电报，除了告洋状外，另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向莫斯科解释“南下的必要性”，希望能得到那边的支持。
两人并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他们发过来的关于南进的电报时，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就不屑地扔到了一边。
“利欲心熏，完全就是想当然！”
发出这段评价后，他却捧起了黄克托甫化人送来的那一堆中文资料俄译版又看了一眼。
那份几万字的中文资料里，有一部分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四川、西藏周边地区的物产、人口、民族、气候等诸多情报，其中也包括了反动派兵力、各地土司、反动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整个四川面前的政治形势分析还有常凯申势力的渗透。甚至还担心斯大林看不明白，还外附一份四川的地形图（民国版的）。
斯大林稍看了这份文件后，就将其扔给GBU（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专家去解读，除了要其评测两支红军南下“成功”的可行性，还要其对情报的质量进行评估。
那些军事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南下的必然失败，，而且极有可能被敌军前后包夹围歼。而对黄克交上来的这份情报的“质量”赞不绝口，称其分析得十分详细，。
当时斯大林拿着那份文件译本狠狠地摔到桌上，恨恨地对周围的人道：
“过去的十年里，那帮混蛋如果交上来的东西，有这份文件质量的十分之一，中国革命也不至于搞到现在一团槽！”
当天晚上，得知“斯大林同志心情很不好”后，内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也让正在接受审讯的米夫与王明，开始“很不好过了”。
而斯大林在对黄克送过来文件质量“赞誉有加”的同时，却拿起张国焘前面的“告洋状”电报，端在手里反复地细读着，时不时地在心里发出阵阵冷笑。
其在黄克把材料送过来前，他就知道中央红军和红四军的高层，现在正在发生激烈政治矛盾斗争。
在他看来，张国焘的南下提案电报，多看两眼都是浪费时间。反而是这份告状的电报，大有价值。
“有反对的意见，很好！”
“很多谎言，就可以通过对比判断出真假！”
“就让我看看，过去的十年里，你们打着我旗号，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烂事！”
黄克发给他的那份文件里，最要人命的地方，就是国内的留苏派，披着共产国际的虎皮，假传圣旨干的那一件件龌龊事，而且事后还要把黑锅全甩到斯大林头上。
这才是真正会要了王明命的黑材料！
比无能更大的罪名是欺骗和隐瞒，而比前二者更致命的罪名，就是污蔑斯大林同志。
对斯大林来说，此时的中国在他心中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分基地”，要想让他重点观注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羞辱他”！
斯大林连着两天这么关注中国的事，就是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被人长期地，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诬蔑、背锅”.......
王明和米夫，这回是彻底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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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晨
千盼万盼的张国焘，在天亮后，接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专门回电。
电文里声称，来电已经收到，斯大林同志正在考虑。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条，但莫斯科方面语气松动的感觉已十分地明显。
“太好了，那部大电台来得真是及时啊！”
得到消息的张国焘自然是欣喜若狂。在他看来，一定是昨晚的“揭黑告状”电报发挥了作用。
“幸好电台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押送过来的，否则那帮人一定会把电台扣了。”
他在心里庆幸地想着。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发电报的时候，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国问题专家，正站在电报员身边，电报内容就是他指示发出的。
7月24日
更多让张国焘满意的电报从莫斯科发来，这份电报是同时发给张国焘和中央红军的。
电报的内容里，莫斯科方面不再坚持要求红军北上，而是反过来要求中央红军的人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好好商量”。电报的末尾，还很委婉地加了一句：要尊重长期在川鄂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意见，毕竟他们更熟悉四川的情况。
拿到这份电报后，张国焘简直是狂喜。
而后，而后他决定全盘推翻原先的北进作战计划，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打算北进过。
在和中央红军李润石又针尖对麦芒地大吵了一架后，出来和稀泥的伍豪同志，提意召开全体红军扩大会议，让中央、红四两个军团的红军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
“民主集中制嘛！”
伍豪当时说：“大家都上台演讲，上台发表对北进和南下的不同看法，让红军的高级干部们一起参谋判断！”
张国焘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央红军的留苏派书呆子们”的最后挣扎。
时间被定在两天后，即7月26日，在沙窝红四军的总部举行。
而后也不出他所料，那个心有不甘的伍豪，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在红四军这儿大做活动，不停地找徐帅、余天云、何畏等一堆红四的干部谈话，甚至连许多团级干部都不放过。很显然是想说服他们，而这些被谈话的红四军将领，也很快把谈话的内容反馈到了他那里——他们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支持“张政委”的意见。
一切尽在掌握！
只是，张国焘不知道的是，在7月23日上九点的时候，北平某个警察局里，一名资料室的值班警察，悄悄地从资料库里，找出一份封存了超过十年的旧案卷，走到外面某个街头拐角处，然后以一手拿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将其以一百个大洋的“高价”卖给了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特工人员。
这份资料袋被拆开，在简单地看过资料的内容后，驻北平的苏联情报人员，在向莫斯科请示后，通过最快地渠道将其送回苏联——48个小时后到达莫斯科，而后早有准备的几位苏联笔迹专家，拿出张国焘在苏联中山大学时的笔录文件，开始鉴定......
一个小时后，拿到鉴定报告的斯大林同志，愤怒地吼了一声：“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