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4年?萧衍晚年笃信佛法，对宗室贵族贪腐等胡作非为一味宽容。
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以后就开始互相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两个魏国、两个皇帝肯定不能共存。东魏、西魏都视对方为死敌。南梁倒被排到第二位，甚至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
从“六镇之乱”开始，南梁就开始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收复了很多地盘，把战线由凹转凸，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只不过南梁并没有趁北方之乱进一步扩张，收复黄河、收复中原、统一中国。萧衍似乎是想见好就收，得饶人处且饶人。
萧衍是个佛家弟子，慈悲为怀。
他年纪越大，对佛法的研究越深，就变得越昏庸。佛法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用来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不一定合适。
萧衍把慈悲为怀用在治国上面就引起国内政治的混乱。他以为我以慈悲之心待人一定会得到对方善意的回报。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德治跟法治偏废任何一边都是瘸腿走路，走不出正道。
萧衍每遇到重案总是要难受一天，不忍施行刑罚。即使是谋反大罪，他哭一阵也下令赦免。这种没有原则的法外开恩使法律权威遭到破坏。
没有法律规定的从轻情节也能得到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那法律规定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对手下官员非常宽容，哪怕是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也不忍处理。对于自己的亲属那更别说了，你即使捅破大天来我也帮你接着。
萧宏弃军而逃导致洛口大败按律当斩，但他回来一点事没有，继续得到重用。后来有人告发他私藏武器装备企图谋反。他亲自去萧宏家检查仓库，打开一看满满一屋子全是钱。萧宏在一旁吓得冷汗直流。萧衍一看没有兵器，放心了，打趣说你很善于经营啊。他就不想想萧宏是怎么“经营”来的？
官员贪，百姓苦。官员整天净想着怎么搜刮百姓，百姓的日子就越过越艰难。
萧衍也想把自己的慈悲之心普及百姓。
他在建康建“孤独园”，收养孤寡老人。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座养老院。
他曾多次下令减免百姓赋税，希望减轻百姓负担。但是贪官污吏横行，他的惠民政策根本不能得到贯彻执行。他不要，下面的官员要。他的善意只是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百姓一点实惠没得到。
他吃素食，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二年，寝宫里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长物。嫔妃宫女不许穿脱地的长裙。他30年不粘酒色，遣散了大批宫女。他希望以身作则带动社会节俭的风气。但江南的奢靡之风并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其实他一边吃素一边大肆修庙，向寺庙大笔捐款，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奢靡而已。他修多少庙，百姓就得承担多少劳役。他捐多少钱，百姓就得承担多少赋税。他对佛越虔诚，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萧衍在位后期专心研究佛法。
他认为儒道佛三教同源，都是希望大家行善的。儒道培养的是凡间的善人。佛教把凡间的善人进一步提升为天界的佛。换句话说，儒道教你怎么做人，佛教教你怎么成佛。佛是善人中的极品。
在当时儒家跟道家流行的年代，他的这个理论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他别看做皇帝没什么政绩，做佛教徒可贡献颇大。他不仅首提佛儒道三教同源的理论，还开了和尚吃素、寺庙撞钟的先河。他供养寺庙三千座，在全国推广佛教，并且将佛教尊为南朝的国教。
萧衍精通佛法，能跑到庙里给和尚们讲经，跟高僧辩经。他喜欢寺庙的氛围，甚至决定出家待在庙里不回来了。群臣百般央告并且向庙里捐款才把他请回来。因为他是舍身出家，把自己捐进庙里，必须花钱才能赎回来。他先后四次出家，花了四亿的赎金。
萧衍和来自印度的达摩法师切磋过佛法。不过达摩跟他话不投机，认为他刻意去追求所谓功德实际上是歪曲了佛法的本意，误入歧途，走火入魔。达摩没有留在江南而是“一苇渡江”去了北魏。
所谓“一苇渡江”是乘一叶小舟渡江而去，并非武侠里说的轻功，踩着一根芦苇就能渡过江去。
北魏佛教更盛。皇帝多信佛。北魏在元恪时期有大小寺庙一万三千多所。到北魏后期，寺庙已经突破三万。
不过达摩在北魏也没找到知音。他住在少林寺（少林寺是元宏修建的）自己潜心修炼，面壁九年，终成禅宗始祖。
所谓禅是可以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需要你自己用心去领悟。达摩面壁九年悟出的东西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在常人看来，禅就是脑筋急转弯，不能以寻常的逻辑去猜想问题的答案。
在达摩参禅的时候，萧衍著书立说三百篇阐述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尤其是儒道佛三教同源理论。
萧衍是一个学者型的皇帝。他的学问可能在所有皇帝中都是最高的。他是文坛是著名“竟陵八友”之一。“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六艺”包括“礼（德育）、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驭战车）、书（书法）、数（数学）”。能拿下“六艺”很了不得，文武全才。
“棋登逸品”相当于现在的围棋九段。古时候流行象棋和围棋，那时叫塞戏和弈。东汉以后围棋兴盛，被文人雅士所推崇。
萧衍对儒、道、史学都有很高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七言诗在他和他的儿子萧纲的推动下开始兴盛。萧衍早期擅长写情诗，后期开始写一些谈禅悟道的诗。
皇帝好诗文，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南梁是整个南朝的文化盛世，人以儒雅为荣。沈约的《宋书》、刘勰[xié]的《文心雕龙》作者、范缜[zhěn]的《神灭论》等都出在南梁。
值得一提的是，萧衍信佛却能容忍宣扬无神论的唯物论思想家范缜存在。范缜写了一本《神灭论》。不满的萧衍立即写了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予以反驳。不过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利用权力把范缜当作异教徒、政治犯予以镇压。
萧衍的宽容放在政治尤其是法治上面不好，但放在文化思想上面倒是不错。
萧衍还是第一个尝试科举的人，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以前也有皇帝策试选官，皇帝出个题目让大家答。谁答得对皇帝的心思，谁就能受到重用。但那种策试主要还是靠推荐，不是谁都能去参加。
萧衍不看推荐，不看门第，只看考试分数。他开办学校令人教授儒家“五经”并且挑选成绩优秀的做官。
他的这种选官方式已经具有科举的雏形。到隋朝时科举制度开始定型。
总而言之，萧衍对佛教、对文化贡献相当大，但是在政治方面乏善可陈。
大臣贺琛进谏萧衍，提出四条时弊。一是地方官员横征暴敛使百姓不堪重压纷纷逃亡；二是奢靡的社会风气导致官员越来越贪，三是官员大多不称职，只懂得强取豪夺，作威作福；四是钱没有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浪费了人力物力。
萧衍不是虚心纳谏而是暴跳如雷，马上下诏反驳。他说：你不要含糊地讲官员贪污腐败什么的，你要指名道姓地告诉我谁横征暴敛，谁贪婪残酷，谁奸诈虚滑，谁渔猎百姓？他们掠夺谁了？都有谁得了好处了？你告诉我，我马上把这些官员杀掉、罢免，重新挑选好的官员。另外，你说官员大吃大喝，你看见了？人家在自己家大吃大喝，你怎么会知道？别人是不是奢靡我不清楚，我是没你说的这些情况。你说应该倡导节俭。我还不够节俭吗？我只吃蔬菜，不沾酒肉，不好声色。30年没有房事。我每天早起晚睡处理公事，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以前腰大十围（两手拇指食指合拢为一围，十围是夸张说法，非实指），现在瘦的只有两尺多点（合现在不到两尺）。我以前的腰带还留着，绝不是瞎说。我这是为了谁呢？不是为了百姓吗？你说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那么你告诉我哪笔钱不该花？哪个部门该减，哪个项目该裁，哪个工程该停？哪一项赋税不该收？你详细地报告我，我洗耳恭听。
贺琛赶紧谢罪，不敢再多说一句。
这份诏书堪称奇文。萧衍为自己评功摆好，把30年没有房事都拿出来说。
萧衍似乎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道的明君，在他治下的国家决不会出现像贺琛说得那些问题。国家要真成贺琛说的那样，那自己不就成了昏君了。所以他对贺琛非常生气并且认为必须公开反驳。
不清楚他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贺琛所反映的问题，他真的一无所知？如果真是这样，说明他身边早已经没有正直敢言的大臣了。当皇帝被佞臣包围就会失去了了解下面真实情况的渠道，成了聋子和瞎子。
他宠信的大臣朱异是南梁第一大佞臣。朱异几十年恩宠不衰，深受萧衍信任。
他能受宠首先是学问大，跟萧衍有相同的兴趣爱好，能说到一块。其次是办事效率高，批公文一目十行，随看随批，公事很快就能处理完，从来不会积压公务，给人精明能干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说话总能说到萧衍的心坎上，简直就是萧衍肚子里的蛔虫。萧衍的真实想法，他一猜就透，然后就顺着萧衍的意思往下说，总是让萧衍觉得英雄所见略同。萧衍把他视为知己，把朝政托付给他去办。
朱异说话办事完全依据萧衍的好恶，萧衍不喜欢的事不做，萧衍不喜欢的话不说，明知萧衍做的不对也不会反对。贺琛说那些话决不会从朱异的嘴里出来。
贺琛反映的情况朱异是不是了解呢？他不但完全了解，并且他就是贺琛说的那样的人。贪、奢靡、阿谀奉承，他一样不少。
萧衍越到晚年越沉迷于佛教。他把精力和时间投到佛教上面，对尘世俗务就失去了兴趣，渐渐疏于国事。朱异因此越来越受到重用。让贪官治国肯定是越治越贪。南梁政治日益败坏。
佛家讲究慈悲为怀。所以萧衍对人对事比较宽容。但是没有原则地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坏人坏事纵容。对贪官污吏的慈悲就是对老百姓的残忍。
南梁因为北方内乱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良机，但因为自身政治腐败不进反退，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