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9年——780年?唐代宗无力讨剿郁郁而终。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宰相杨炎以两税法代租庸调。
唐代宗是老好人、和事佬，不希望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国内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唐代宗不愿多生事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但他的苟且偷安反倒使内忧外患愈加严重。
779年，唐代宗郁郁而终。
群臣给他拟定的谥号是“睿文孝武皇帝”，也就是说唐代宗不但睿智孝道，并且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非常出色。
大臣给自己的皇帝做评语肯定是专拣好的说。唐代宗能不能称得起这四个字值得商榷。
唐代宗给人的感觉是脑子不糊涂，明白是非对错，就是胆子小，顾虑多，敢想不敢做。比方他对藩镇割据过于姑息，对权臣乱政过于迁就。吐蕃打来的时候，他仓皇而逃致使京城沦陷、禁军溃散，只见“怕”不见“睿”字。
他的确很有孝道。唐玄宗、唐肃宗先后病倒，他两边伺候，衣不解带。
对于文治，唐代宗在经济恢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吏治方面唐代宗一朝出现元载之流贪腐乱政的官员。
在武功方面，唐代宗最大的成就是结束了安史之乱。虽然说安史之乱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代，但最终结束是在唐代宗上台后。
但是外患在唐代宗时期变得严重起来。吐蕃、回纥轮番进犯唐朝而唐代宗无力解决。藩镇割据在唐代宗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排除了安史之乱这颗雷却埋下藩镇之乱这颗雷。
《旧唐书》评价唐代宗“古之贤君，未能及此”。这话说得过了。《新唐书》评价他“代宗之朝，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这话相对中肯。他也只能算是一个“中材”，勉强及格的皇帝。
《旧唐书》基本成形于唐朝。本朝人撰史不太敢说本朝皇帝的坏话。《新唐书》成形于北宋，对前朝皇帝的评论少了很多顾忌。
唐代宗死后，太子李适[kuò]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上台后把年号定为“建中”，有重建中华、重树皇权、重振大唐王朝的雄风的意思，希望能有所作为。
唐德宗纳谏如流，知错就改。大臣的进谏只要说得对，他马上照办，从不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
唐代宗在位时宠幸宦官。宦官奉旨出使向对方索要礼物，唐代宗不但不加禁止还认为如果对方给宦官的礼物少就是轻视皇帝。于是宦官每逢出使就大肆索要礼物。他们不认为这是索贿倒是认为应得的报酬。
唐代宗组织诸侯打田承嗣时，宦官马承倩奉命去李宝臣那里传旨。临走时，李宝臣送给他100匹绢。马承倩当场把绢扔在路边，破口大骂。李宝臣在部下面前很没面子。他的部下劝他别再替皇帝打田承嗣了。现在用你出力还这样对你呢，等打掉田承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李宝臣于是没心劲再去打田承嗣。
唐德宗知道这个流弊，决不允许宦官索贿受贿。有个宦官出使满载而归。唐德宗知道后将那个宦官一顿胖揍之后流放。出使未归的宦官得知后不敢再收取礼物。已经收取礼物的赶紧把礼物扔进山谷。
宦官收取礼物被罚。官员收取礼物更是严惩不贷。各地孝敬皇帝的礼物要么被拒收，要么被转入国库代替赋税。
唐德宗提倡节俭，提倡廉政。他自己不贪图享受，裁减乐队、宫女放他们出宫，把皇家园林的所有野生动物都放归大自然，节省开支。
大臣攀比，盖的宅子一个比一个豪华。唐德宗为制止攀比奢华之风，找出典型，拆了他们的宅子以儆效尤。
他任命宰相杨炎推行税赋改革，“作两税法，一变租庸调旧制”。
唐朝“旧制”是“租庸调”制，按每家丁数收取若干石粮食的租、若干尺绢布的调、若干天劳役的庸。旧制税法是按人头收税，有几个壮劳力收取几份“租庸调”。
杨炎以“两税法”代替了人头税，按每家拥有的财产、土地的多少来收税。家财万贯，立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人民币，那就多交点；穷得叮当响，头无半片瓦，脚无立锥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就少收点。这个税法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公平合理了许多，收来的税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旧制的人头税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人各有其田”。每个农民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唐朝中期，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好些人因为天灾人祸或者好吃懒做把地卖了。在农民中间出现了地主和贫农两个阶层。
以前的地主都是贵族，因为有封地而成为地主。后来因为土地买卖，土地从穷户汇流到富户，出现了不是贵族的新型地主。根据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农民分化成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各阶层。
同是农民出身，怎么就有了穷富差别？进而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区分？这个问题没必要研究。就跟一奶同胞的兄弟，怎么就有做老板的，有给老板打工的，各有各的原因。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一句“剥削”就能解释得了的、解释得通的。
土改时期，地主被当作罪恶的化身，被打被杀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财产房屋和土地被瓜分一空。贫下中农打着正义的旗号“占他娘的房，分他娘的粮，搬他娘的床，睡他娘的婆娘”。
其实地主何罪？无非仇富心理作怪而已。等打到了地主，恢复了“均田制”，搞起大锅饭，发现无非一起受穷而已，只好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
唐德宗时期，ZF接受均田制已经被破坏的现实，然后根据现实情况改进税法。
既然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分化，再一刀切地按人头数收税就不合理了。同样一笔钱，对地主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对贫农来讲那根毛可能比他腰还粗。所以那时候逃税、流亡的农民非常多。
改为按财产、土地综合收税后，在相同的税率下，穷富负担均等。富人因为财富的基数大，所以交的税相对也多。穷人基数小交的也少。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税收却增加了，地主老财也无话可说。
“两税法”这个挺不错的创意被后世的皇帝沿用了下去。
唐德宗继续重用理财专家刘晏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刘晏恢复漕运，建立常平仓，改进食盐专卖制度，不但平抑了物价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当时因为战乱，河道失修，盗匪横行，漕运废弛，南方的粮食运不过来。关中一遭灾就出现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问题。有时一斗粮食能卖到1000钱，比平时贵出几百倍。粮价上涨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全面爆发。粮食短缺同时又爆发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子就别提多艰难了。别说老百姓，皇上有时候都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愁下顿。
刘晏疏通河流，恢复漕运，为皇上为关中解决了大问题。漕运也方便了各地粮食、土产等商品互通有无。
刘晏还建立了国家储备仓库，在丰年时购入粮食，在灾年时售出，削峰填谷，即缓解了灾情也保证了粮价相对平稳。
他最有创意的事情是改进了盐铁专卖制度。他的革新被后世效仿。
以前ZF对食盐是统购统运统销一条龙，不允许百姓涉足。但是国营买卖有个问题就是成本高、质量差，百姓意见大。刘晏上任后改为统购不统销，只控制生产源头放开流通领域。ZF就象一个大批发商，把收上来的食盐加价卖给零售商。左手进，右手出，银子就到手了。商人负责运输和零售。国家因为取消国营的运输系统和销售网络节约了大量成本，增加了财政收入。食盐销售因为打破销售垄断降低了售价。国家、商人、消费者三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