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年——
赵汝愚拥立新君有功，被封为宰相。
宋宁宗说韩侂胄也有大功，该封个什么官好呢？
赵汝愚代韩侂胄回答：他是外戚，维护皇室社稷是他的本分，哪谈得上有什么功劳？
他可能是想替韩侂胄谦虚谦虚。可这谦虚哪能替啊？
韩侂胄鼻子都气歪了。你是赵氏宗亲，你可以论功行赏封宰相，我却不能？
韩侂胄因此恨死了赵汝愚，想方设法要扳倒赵汝愚。
韩侂胄开始拉帮结派对付赵汝愚。赵汝愚也拉帮结派反击韩侂胄。朝廷从此出现党争。
赵汝愚是程朱理学的积极支持者，推荐老夫子朱熹[xī]做宋宁宗的老师，希望他从思想上影响宋宁宗。朱熹感激赵汝愚的提拔，朱熹逮着机会便向宋宁宗讲韩侂胄的坏话，“切言”韩侂胄“害政”。
朱熹是兼修佛道的大儒，理学的大家。
理学又叫道学，是儒学的一个分支。它不研究物理也不研究地理，它研究的是天理。天理也不是天体物理学的缩写，它是天然就存在的道理，又叫天道。人们常说天理何在、天理难容、天理昭彰，就是指这个东西。
天理是最高道德标准。凡夫俗子遵行的道德标准叫公理。天理比公理高，脱凡超俗，是圣人遵行的道德标准。
理学的目的就是把凡夫俗子都培养成圣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理学将低级趣味定义为“人欲”，也就是人的私欲，比如色欲、性欲、物欲、食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欲”是影响人们修成正果的祸根。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欲望，勾引自己滑向罪恶的深渊。为了使自己修炼成仙，必须时刻绷紧“天理”这根弦，压抑、消灭自己的私欲，就像朱熹同志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理学家极力拔高道德修养的伟大的意义，号召人们学圣人做圣人，不仅要有高标准，还得对自己严要求，要象道家修炼内功一样专心道德修养，决不能让自己在道德上出现一丁点的瑕疵。
本来加强道德修养、建设精神文明是没有错的。但老夫子们走了极端，单方面强调道德，把道德的作用绝对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那么一好百好，这个人放到哪都肯定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如果道德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就要不得了，一无是处。
在老夫子的眼里，道德高于一切。宁可红而不专，也不能专而不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理学搞极端把儒家搞进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后来理学被视作最正宗的儒家，占居了中华文化的统治地位。理学一枝独秀使得中国文化进入死气沉沉阶段。
人们专注于建设礼仪之邦。朱熹选编并注解的《四书》被称为“圣贤书”，成为科举的必考科目。其他诸如文艺、科技类都被归入“人欲”之类受到鄙视。
社会也从此畸形发展，精神文明日益走强，而物质文明日益走弱。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停滞，逐渐被西赶上并超过。
马克思说：物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文明做基础，人为拔高的精神文明只是空中楼阁。DXP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要“两条腿走路”。老夫子针对宋朝末期经济发达带来物欲横流的问题，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结果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由瘸左腿变成瘸右腿，社会还是一个畸形。
朱熹通过讲学办校推销他的理学。他任校长的岳麓书院是宋朝四大名校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毕业后从政的学生很多，桃李满天下。他的理学也随之落地开花。
不过朱校长给宋宁宗做老师并不受待见。宋宁宗嫌“朱熹迂阔，不识时务”。什么事都插嘴，满嘴大道理却一点不切实际。宋宁宗烦他总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借口朱熹年纪大了，让他站着讲课怪不落忍的，改任他一个闲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