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1081年?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因朝野反对而失败。
宋神宗一上台就为钱发愁。
办丧事是很花钱的。宋神宗知道财政紧张，不想大办也不想寒酸，下旨比照先帝的规格发送宋英宗。但大臣告诉他，国库已经没钱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神宗又吃惊又无奈，只得让人从皇家的私房钱里支钱发送老爹。
国库早已出现赤字。赋税收入连官员工资、军队军费都不够。几年之中连办两次国丧更是让财政雪上加霜。
宋神宗发现自己接了一个烂摊子，意识到“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宋神宗于是任用王安石为相为他“变法”、“理财”。理财是目的，变法是手段。王安石说他有不增加百姓负担而达到生财的手段，宋神宗很是期待。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散文都很出色。不过王安石在政坛上的名气比文坛高，一提王安石马上想到的是“王安石变法”而不是他的诗文。
王安石的法子说到底就是开源节流，一方面广开财源，一方面节省开支。
开源方面有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节流方面有均输法、裁兵法、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等。
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给农民，使他们不至于饿急眼了不管不顾押房子卖地，而有钱人趁机放高利贷或者压价收购，从而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土地兼并、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国家把这买卖揽过来，一方面帮百姓度过难关，另一方面也给政府增加了利息的收入，一举两得。
抑制土地兼并也可以减少税收的损失。因为买地的人通常是富贵人家，他们总有办法获得免税的待遇。土地在普通农民手里肯定是要承担赋税的，但到了地主家就不一定了。所以，被兼并的土地越多，国家赋税收入越少。
另外农民把地卖了，熬过一时困境，却换来一世困苦，后半生只能为地主打工，或者改行做其他营生，包括上山为王落草为寇。社会治安变坏是土地兼并的另一个后果。
古代政府通常都会想办法防止土地兼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方田均税法就是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地主、农民实际拥有土地的数量、好坏征收赋税；
农田水利法是指政府鼓励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增加税赋来源；
免役法是指百姓可以出钱免劳役，也就是说不愿意服劳役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劳役。一般地主会出钱免役。有时候农民在农忙时间实在脱不开身也会出钱免役。
市易法就是贱买贵卖，政府在物资供过于求的大量收购囤积，等市场短缺时抛售。这个法子是西汉的’刘晏发明，不仅能平抑物价，还能增加政府收入。
所谓均输法就是政府采购的时候哪便宜就去哪买，哪近从哪买，综合考虑商品价格和运输价格后确定采购地点。这样政府支出就会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方官吏搞腐败。均输法跟现在政府采购搞招拍挂的思路差不多。
裁兵法、保甲法、将兵法都是针对冗兵，组织民兵代替正规军维护社会治安，裁减正规军立的老弱病残，保留精兵交给常任武将加强训练。这条改革措施之前已经有过实践，应该是觉得效果不错，现在向全国推广。
保马法就是饲养马匹改官养为民养，降低成本。
此外，针对冗官，王安石也推出几项改革措施。
王安石吸取范仲淹的教训没敢去动铁交椅，也就是没敢裁减冗官，只是在选才方面做出几条规定，比如科考倾向于论述而不是背诵。之前科考主要是考诗词歌赋、背诵经文，不涉及行政能力测试。现在科考不再诗词歌赋，改为策论，也就是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策试。这项措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减少庸官，提高行政能力，并非直接针对裁减冗官。
但是即使如此，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还是引来反对声一片。
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程颢[hào]等大臣都反对变法。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司马光。
司马光在历史上以《资治通鉴》闻名于世。那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和司马迁的《史记》齐名。从战国一直写到宋朝，一共1362年。
司马光在学术上贡献巨大，但是在官场是个十足的保守派。他反对改革，认为“祖宗之法”——从宋太祖、宋太宗那里流传下来的法度——已过百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改革纯属扰民生事。
程颢[hào]、程颐兄弟是当时的代表人物。哥俩把儒家发挥到极致，强调伦理道德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氏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俩的理论被称为理学。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开始走入极端。儒生因循守旧、食古不化、死抠本本的毛病也开始发挥到极致。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坚决反对变法。他认为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侵官”就是独揽大权。“生事”就是没事找事。“征利”是指与民争利。“拒谏”就是不听其他人的意见。
王安石回信给予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驳斥。
他的回信被称做《答司马谏议书》。这篇文章曾被编入现在的中学课本。
不过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控也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司马光反对改革不假，但是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细节欠推敲，也给反对派留下攻击他的口实。
比如说青苗法，政府放贷救急百姓，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贷款任务，强行贷款给农民，不管人家用着用不着。而对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又担心人家还不上造成坏账，不肯贷给人家。这样一搞，显得政府唯利是图，形象大坏。
贷款百姓觉得半年20%的贷款利率太黑了。而放高利贷的认为政府垄断经营抢别人的买卖。穷人富人都不满意，都认为政府是在与民争利。
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出点问题、付点学费、出现不同的声音都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改革带头人、设计师能够虚怀若谷，吸取经验教训，不断修正自己，改革必然会在实践中曲折前行。
但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他仗着皇帝撑腰底气十足，做事从不跟别人商量，也不听别人意见，一意孤行。对反对意见一概不加甄别地予以严厉驳斥，对反对者予以严厉打击。
他骂司马光是司马牛（历史人物，胡说八道的代名词），“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骂欧阳修“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害朝廷，留之何用？”，把苏轼贬出京城……
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其实并不反对变法，在范仲淹变法时他们就是变法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只是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结果受到王安石严厉的打击。
王安石这个人和汉朝晁错能有一比，在性格上和为人处世方面有一些缺陷。有好经没好嘴，结果把好经也念歪了。
王安石骂来骂去，把人都骂到对方阵营了，自己这边只剩下一堆溜须拍马的。变法的推行越来越困难。后来连太后都站到司马光那一边，哭着求皇上别再用王安石了，王安石已经搅得天下大乱了。
宋神宗一看王安石成了搅屎棍了，只能把他被罢官出局。
变法因此遭受重创。
青苗法首先被废。青苗法因为利息太高失去了保民的意义，遭人诟病。其他各法在不断遭受非议的过程中陆续被废。到宋神宗去世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废除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