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3年——前140年景帝卒，太子彻即位，是为武帝。文景二帝“清静恭俭，安养天下”，号称“文景之治”。武帝下诏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景帝晚年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匈奴上面。从汉高祖延续下来的和亲策略并不好使。匈奴是喂不熟的白眼狼，把汉朝当做提款机，缺吃缺喝就来汉朝边境劫掠，甚至深入内地。公元前148年，匈奴大举进攻燕国，在燕国肆意烧杀抢掠。汉景帝被匈奴激怒，下决心停止和亲，准备武力反击。
准备工作之一是大力发展养马业，扩充骑兵部队。跟匈奴打不能靠步兵。步兵撵不上匈奴，只能被动防御。要想打败匈奴，必须靠骑兵。但是汉军骑兵很少，因为中原马少。汉景帝于是在全国各地开辟马场，养了三十多万匹战马。
另一个准备工作是分化匈奴，剿抚结合。前面提到过的封匈奴叛将为侯就是分化匈奴的一个手段。虽然以周亚夫为代表的一些人反对封匈奴叛将为侯，认为封赏背叛旧主的人是鼓励背叛，但汉景帝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封匈奴叛将为侯，赐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在汉朝定居。汉景帝希望产生一个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顺汉朝。
果然，之后不断有匈奴将领投奔汉朝。燕王卢绾的后人也放弃匈奴人给的王位回归大汉。汉景帝不计前嫌，照样封他为侯。善待归顺的匈奴人成为惯例，对匈奴起到一定的分化作用。
匈奴人得知汉朝养马，举大军入侵，攻破边关抢了一个马场的战马。当匈奴人打算继续深入时被汉朝边将李广率军击退。
李广常年镇守边关跟匈奴人作战，对匈奴的特点、战法非常熟悉。李广作战也非常勇猛，“以力战为名”。
有一次他率百骑去追捕犯边的匈奴人，结果撞上数千骑的匈奴大部队。手下人都说赶紧跑吧。李广制止了他们，说跟匈奴比赛跑我们必死无疑。我们不但不能跑还要继续前进，让他们以为我们是诱敌深入的饵兵。他们反倒不敢向我们发起进攻。李广率军逼近匈奴。匈奴果然不敢进攻。李广为了把戏演得更足一些，带几个亲兵冲到匈奴阵前，射杀了匈奴一个将领，然后拨转马头跑回。匈奴不敢追击，更加相信李广他们是诱兵。天色渐晚，匈奴认为汉军打算借助夜幕掩护包围他们，调转马头跑了。李广他们化险为夷。
李广打仗有勇有谋，跟匈奴交战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胜率，后来成为汉武帝抗匈奴的干将。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大病卧床不起。他许是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硬撑着为16岁的太子刘彻主持了加冠礼。
行过加冠礼就意味着成年了，不会被人认为是幼主登基。
十天后，汉景帝去世。刘彻登上皇位，史称汉武帝。
文景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好皇帝。作为守成之君，他们做的相当出色，使中国从乱世转为治世。
两位皇帝都推崇黄老之术。实践证明，黄老之术在和平建设时期很管用。
黄老之术以道家为主，讲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但是它又融合了儒、法、墨等学派的思想。它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为”，是通过“有为”达到“无为”的效果，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无为。比如皇帝身体力行“恭俭朴素”，推行“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政策，休养生息，促进生产。皇帝也同样要求地方**尽量不要去干预、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如果谁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皇帝会及时制止。比如皇帝要求地方**以农桑为要务，谁要是让百姓放下农活去开采黄金珠玉，就治谁的罪。
黄老之术实行仁政，推行德治，但也没有放弃依法治国。对外关系尽量以德服人，维护和平，但胡萝卜不管用时也会挥舞大棒。
文景皇帝多做培养国力的事，少做损耗国力的事。汉朝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经过文、景两位皇帝四十年休养生息，汉朝民富国强，繁荣稳定，人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给汉武帝留下很厚的家底。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国库里的钱、粮多得能淤出来。百姓家境殷实，连居民区看大门的大爷都天天有肉吃。
想当年，战争刚结束，百业萧条，一石粮食能卖到几千甚至一万钱。而一个雇工的月工资也就千把钱左右，别说吃肉，吃饭都吃不起。现在粮食多了，粮价降到百八甚至几十文一石，大概也就合一文钱一斤。
汉高祖废了秦朝的半两钱，改用四铢钱，含铜3克左右，价值人民币一毛多钱。一毛多钱一斤粮食，便宜死了。肉就是比粮食贵十倍不也就10文一斤，谁吃不起？
汉武帝就是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登上皇位的。
汉武帝上台伊始，下令求贤，让大家向他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这是对朝野做出一个姿态，表示我要做一个任贤用能的好皇帝。
朝臣纷纷把自己认为是贤良的人推荐给汉武帝。各地一共举荐了百十来人，诸子百家都有。这百十号“贤良方正”就“古今治国之道”向皇帝进行笔答。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这种选拔官员的方法被称为察举征辟制，也就是下面择优推荐，上面考核录用，实际上就是汉代的科举制。跟后来的科举不同的是，只有被地方官推荐为“贤良”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皇帝的考核。
大儒董仲舒的答卷引起汉武帝的兴趣。汉武帝亲自召见了董仲舒，向他当面请教。董仲舒于是从仁义礼乐的角度阐述了儒家治国思想。他的策论被称为“天人三策”。
在所谓的“天人三策”里，董仲舒说天子作为上天的儿子下凡到人间是负有使命的。这个使命或者叫天命就是在人间创建和谐社会。天子干得好，老天爷会很高兴。干得不好老天爷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老天爷表达他的喜怒哀乐是通过降祥端和降灾祸。如果天灾人祸频发，那就说明老天爷对天子的工作很不满意。再不警醒，老天爷就要把天子炒鱿鱼。要创建和谐社会就得行儒学行教化，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刚从秦朝乱世过来，需要用儒家来拨乱反正，其他各家包括黄老的道家都不合时宜。乱世之后宜用儒家而不是道家。要想很好地推行儒学，除了推举人才之外还应该建立学校培养人才。
“天人三策”很投汉武帝的脾气。
儒家“礼”的概念强调等级观念，认为君主拥有绝对统治权。这对希望做个强势领导的汉武帝来说非常欢迎。
尤其是董仲舒用“君权神授”一套理论神化皇权，以“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来解释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这套理论对巩固皇权非常有益。
儒家礼义教化百姓的主张对皇帝加强皇权也有极大帮助。
“教化”类似于温火煮蛤蟆，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最长久的功效。
法家强调刑罚，不听话就打屁屁。类似于急火煮蛤蟆，蛤蟆遇热“扑扑”往外蹦，反应强烈，反抗也强烈。大批蛤蟆拼死往外挣扎把锅都顶翻了。秦朝灭亡就是一个例证。
法家在秦朝倒了牌子以后，汉朝开始用道家为主的黄老之学。道家主张“无为”，干脆不点火，任蛤蟆在锅里洗澡。蛤蟆是舒坦了，做饭的闲死了，体会不到做饭的乐趣。尤其像武帝这种好动的人，闲得两个膀子难受。
儒家这招好啊，温火煮蛤蟆，一点一点地加热。蛤蟆跟洗温泉浴似的浑然不觉。但就在半梦半醒之中，蛤蟆被煮熟了。期间即使有个别敏感的蛤蟆感觉到热想蹦出来，已经浑身乏力了。温泉水暖浑不知，再想雄起娇无力。这就是教化的功效。
教化再加上思想大一统的洗脑，这些蛤蟆你让它蹦它也不蹦。不但不蹦，别人蹦它还拦着。
儒家起效慢，后劲大。一旦形成社会的舆论规范、民间的约定俗成，威力强大无比、无坚不摧。
舆论杀人不见血啊。试想**中多少曾经发誓以死捍卫真理的人，在周围人痛心疾首的目光中，在众叛亲离中，最终都以认罪悔改、反戈一击而收场。可以想象社会舆论的威力有多大？
而皇帝作为绝对权威能够决定舆论的走向，使舆论为我所用。
汉武帝对儒家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儒家主张“有为”。儒家认为做君主的要在天下推行仁义，要发扬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的发展。
汉初的治国方针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道家。道家主张“无为”，认为顺其自然，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就可以了，不要没事找事。
道家有点像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的自我调整。儒家有点像计划经济，强调**的全面干预。两者各有侧重。
汉武帝生性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对武帝来说太不合胃口。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想干一番大事。他倾向于“有为”的儒家。
汉武帝决定行儒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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