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舍不得搞我，叫我放过他母亲，我也想答应他，但我做不到啊。我的礼义廉耻、我长久以来接受的教育、我心里一直未曾消减的火光、郑强的死、那些无辜受难的群众，都叫我做不到放过她。
我知道我如蚍蜉撼树、飞蛾扑火，但就这么退缩回去，我做不到啊。
张晨吻上了我的嘴唇，有冰凉的液体落在我的脸颊上，他哭了。我们亲吻着，意乱情迷，头晕目眩，他解开了我的眼罩，叫我看到了他的脸，眼圈红红的，却丝毫不能同柔弱联系在一起。
他一点点用后面吞进了我的性—器，脸色惨白得像锋利的纸张，他说：“陈和平，你欠我的，你知道么？”
我盯着他的眼睛，在他执拗的眼神里，勾起了嘲讽的笑：“张晨，我不欠你的，也不需要还你什么。”
我们做了这一夜，张晨在第二天解开了我身上所有的束缚，扔给我一套衣服和之前被拿走的手机。
我穿好了衣服，开了机，发现已经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市委那边有过通知，你去配合调查了，甭担心。”
“哦，谢谢。”
“陈和平，我只能救你一次，你再作死，谁也救不了你。”
“我知道了。”
“你走吧，该上班了。”
我整理好了衣袖，转身向外走，拉开了房门又关合，在门掩到一半的时候，鬼使神差地转过了头——我看到张晨浑身赤裸地躺在床上，手指尖夹着刚点燃的香烟，静静地看着我。
他说：“要不再来一发？”
我轻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第39章
我失踪了三天，头没说什么，下属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依旧有忙不完的工作，开不完的会，冬天悄然离开，春天翩然来临。
郑东阳在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来找我，他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没问我到底是怎么顺当回来的，我没有把手里的备份给他，一来不想拖他下水，二来其实我也没有自己想像的那样信任他。
证据提交上去了两个月，但没有丝毫的反馈和消息，可能是被张晨的母亲拦下来了，也可能是没有拦下来，但上面的领导出于某种考虑，暂时不予调查。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七月份，头提职了，八月份，班子重组，我收到了外派调令，前往鹿市担任二把手。鹿市并非沿海城市，也非贫苦地区，经济水平位居国内中层，政治地位一直不高，历任鹿市的头，大多止步省委，很难进一步。
鹿市的发展以重工业和矿业为主，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在国家整体重工业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每年的GDP几乎成了一条精准的水平线。
这次外调对我而言，算得上是贬出了权利的核心圈，基本绝了再起来的可能。我收到消息后没过多久，张晨的号码就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了，我想了想选择了拒接，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已经算是不错，至少没有进监狱里或者死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但这场人事调动，让我很不甘心。
对，不甘心，并未做错任何事，因为触碰到潜在的规则，而遭遇打压的不甘心。
并非热血青年，也非不了解“规矩”，只是再没有像此刻一样，渴望着权利，渴望着向上爬，渴望着最顶端的位置。
如果我的位置足够高、说的话足够有分量，我提交的证据会立刻变成行动的依据，我举报的贪官会有希望落马，我试图改变的现象会有所改善。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我却一直拒绝相信。
骨子里，我从未将我自己看成一个“很有希望拥有更大权利”的人，而是将自己看成和过去一样的普通人。
我天真地愿意相信人人平等，愿意相信政治清明、法律公正，愿意相信时间终究会给出满意的答案。但这纸调令轻易地打碎了我的想法，我无法再信任或者寄托任何人调查事件的真相，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那些人”一一落马。我所拥有的筹码太少，在这一轮权利的游戏里输得干干净净。
我收拾好了所有必要的东西，离开了工作将近两年的办公楼，如无意外，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应当不会踏进这里了。
司机依旧尽职尽责地问我想去哪里，我握紧了手中的皮包，想了想，说：“送我去A大。”
A大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度过了前半生最快活的一段时光。我下了车，郑重向司机道了谢，缓慢地走进了校园的大门。
主教学楼的时钟指向了晚上八点，校园里路上的学生们并不多，我走在校园里，一些尘封已久的回忆，慢慢地翻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