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
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dashenks.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洛甫在军事上没
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
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
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
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
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
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
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
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
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
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
的高级领导人。
5月～7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月～7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
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
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到如今
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痴人说梦一
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
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从力
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力量是2.5：
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
“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三十
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四万多
(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
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
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
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寻求无堡
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
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月
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
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月3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周恩
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
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
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
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
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月初开始，
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月底10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
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
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及
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
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
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
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
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
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
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得热情活
跃起来。1925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五卅惨案，他
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在
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听众莫不动容。同年
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
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
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
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年5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下，
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
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中央苏区。就
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权
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总书记位置时
的情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
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
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
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
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
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
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
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
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
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
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
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
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
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
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据
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
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
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
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李
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
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决策
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
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影，而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点，同
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
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开始
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中国
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
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历史的矫在过正，
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赶来参加，
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受到警告处分。
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
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
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周恩来，
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
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
举了手的。
“左”倾盲动主义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贯彻到
各地执行的。这一点，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通告和给一
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周恩来与
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周恩来同意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
的口号。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上，周恩来同样接受了“不断高涨”的提法。
如果说对于革命性质、革命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