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能弄
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的总策略”，
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并且在实际工作
中有所制止和纠正。xiaoshuocms.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时指出：青年团
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
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
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
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
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
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
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地表现在
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动的做法，
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
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动主
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左”倾盲动
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立三
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瞿秋白
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能范围内，
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
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
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
党的方式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
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他们联
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
“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借以为资本的与
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误的。”强调指出：
“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
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明到
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经无
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
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于事，
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
没有作什么辩解，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系党的
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乎软
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恶意中伤，
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
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年12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道提出
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危害
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这
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构
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
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
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
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的，
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认
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了周恩来在这
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也可
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苏区中央
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首先纠
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于
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反对
“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意见，有
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年初奉调回瑞金，失去了军权，改为负责一些技术
性的组织工作。
正因为此，诸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二苏大”的召开，都未令与闻。
之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由于周恩
来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替代的缘故。这一点正如同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
之所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于王明所说的“为了实际工作的便利”一样。
这种情况，从为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内部分工亦可看出：政治上由博古
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
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只由“三人团”一锤定音。“三人团”
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的“独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驻地。当时决定，
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据地
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
告诉他一个数字。
李维汉这样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
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
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
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
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
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
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
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
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
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
政治局之所以对“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5月
书记处会议后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汇报，但共产国际却迟迟没有回电。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着手最初的准备工作。
“大转移”，在匆忙中加紧准备“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
体事宜。他从五个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年9、
10月间，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
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
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一、三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四个所的军团医院……
共七个所，其收容总数为三千五百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
输队三百六十名。全军团内共应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两个充实的补充团
(10月1日编入)，新战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
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月1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命令
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分别施
行。”
兵员上的准备：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
月至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召青年
踊跃参加红军。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
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
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
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在长征前几个月当
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万个)，翻造子弹(每月达70万粒)，
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
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
厂空前的成绩。8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
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月15日
前完成十万双。”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
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
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
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
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
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月17日
中革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