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对前
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xzhaishu.”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
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
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
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他再电中
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
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
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
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守，一
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
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
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
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
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
个消灭之。“
从14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
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五万人则
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算盘
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
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
“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
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事家。他要推
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
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争
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中央
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共产国际
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
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将此电告瑞金的
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争。
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
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年6月13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长电批
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
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
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
“两个拳头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然
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
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至少歼敌
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的电
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
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
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历，
与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行。
6月18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
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绝执行。”
6月23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万般无奈，表示
：“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绝。7月1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朱德、
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委关于东
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施“两个拳头
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
曾日三、薛、黄：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
六师)、十九师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
为配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
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电联
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
滕也径向项英报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
员兼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昆、曾日三
等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月中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战方
针、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次次建议
被撂置、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
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
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党员。
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
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
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
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
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
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
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
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
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树起了反
蒋的旗帜。
1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
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建议以红第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
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局早
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付出巨大的损失去
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去替我们打击该敌。”这样，周恩来支援福建
事变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12月13日，军委又决定并电告周恩来、朱德，袭击敌运动中的单独部队计划
取消，将红军主力西调，由第一、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
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
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
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中央局。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
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
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12月20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
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回到瑞金。
2月3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周恩来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
织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等，他都没有与闻。
宁都会议，毛泽东丢了军权；李德一来，周恩来、朱德军权旁落。从此，十
余万中央红军和数百万苏区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和一个外国洋
顾问的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前夜，红军权力的交割，给这场“大决战”
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第二章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沟口大捷，博古亢奋不已1933
年9月，中央苏区平静了半年之后，终于在这块5万平方公里的赤色疆域上，爆
发了一场恢宏壮阔、惨烈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
是年夏天，蒋介石坐镇江西省会南昌，亲任“剿匪”军总司令，调集了六十
六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共三百二十个团，计六十万兵力，苦心筹划对中央苏区的
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屡次惨败的教训，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
术，而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