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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准备听取批评意见……”
罗迈主持会议，洛甫作报告。jinchenghbgc.洛甫的开场白便点了邓小平的名。他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
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群众与党员同志的力量
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
路线，显而易见，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
明路线。”
与会者大多是农民党员，文化程度不高，见识也不广，只会做具体工作。
听中央领导谈什么路线呀，什么罗明路线呀，还有什么会寻安罗明路线呀，
稀里糊涂，议论着：“我们搞得不错嘛，怎么还批邓书记，还斗争呀!”
洛甫继续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三县党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
党中央决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
这个斗争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个支部。”
洛甫把目光转向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李富春。“省委2月28日的指示信是错误
的，是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调和，根本没有指出邓小平同志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
路线。因此，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洛甫作报告，作总结，说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会议对邓小平
进行了蛮横的指责和无情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并决定立刻改组会、
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反邓小平纯粹
防御路线的斗争。
洛甫、罗迈返回瑞金，分别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试看邓小平同志
的自我批评》，登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
毛泽覃、谢唯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东写
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唯俊
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这是派
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月28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态度
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的路线，
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反
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江西
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到党纪制
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攻路
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际的背后
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月16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小平、毛泽
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的手
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妇
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领导
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任)。她
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
上厕所，我也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
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
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
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
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并
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
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
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
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什维
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
；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
的话：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双
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年，邓小平在
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
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年1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
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
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
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
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
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
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
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
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
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
恩来却在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
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
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
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年5月8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
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月8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金遥
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就觉得周恩
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之意。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月3日，周恩来、
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