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
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bjkj66.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山区的初衷
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
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
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显露。
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个斗争前途
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撤走，苏区就得
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
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传出：11月中旬，江西保
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
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湘赣
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午一直打
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
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放火烧山，采取
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月初，省委派到山外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
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2月9日，省委率领独立三、
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团偷袭，在撤
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军
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年12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领导
的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作，任永新
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
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
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
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中的
“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是省苏副
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团长李宗保…
…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或牺牲或叛变，
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兵力也
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年5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开，省
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省委宣传
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团
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
的茅棚中召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情况
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里，和党
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不利
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人，开展
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说
：“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要往白
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你这是逃跑主
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
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
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不对
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道：
“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
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加谨
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前的恶劣
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
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
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
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
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众工
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英等安置
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年6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秘书长龙承绪
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界的蛤蟆山。6月
14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文中
这么叙述：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
洪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饭。
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入城市地
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乡。于是……
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班长、医师以及士
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要他
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饭，
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红军离
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只有向国民
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还有
……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陪同我们
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陈洪时的家里，
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令部
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
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要报
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
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
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
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重地
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下，我们
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保一
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之中，湘
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方部
队。6月20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家看看，
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
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
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
山，联系失散的同志。7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
的湘赣边“棋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
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
司令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
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2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9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谭
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作，留下疗养，并进入延安
马列学院学习。解放以后，谭余保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监委主任、省
纪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等领导职务。1963年，调任
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兼中南局常委。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1980
年1月，谭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人生历程。
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5
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
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
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
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
主要任务是督促征粮、扩军工作。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
要他速回。
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单独找项英谈
话。
“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
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为了更有
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中央
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
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提到
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巡视。
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
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