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qdhbs.
周恩来再一次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陕甘战略方针的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代表中央提出人事安排意见：
“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让步是很大的。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他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继续会发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二、毛泽东的三个9月9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十余万，士气高昂。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而敌人主力，薛岳部尚在川西，北面的胡宗南也尚未完成全部集结。川军屡遭损失，也士气低落。
面对这种局面，《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这次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呢？
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王明在莫斯科为中共代表团草拟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法肯豪森在南京为蒋介石草拟抵抗日本的《应付时局对策》。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的工农红军，仍然在以相当一部分精力清算过去。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说，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
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中央红军，是正确的。
张闻天说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开始有“左”的倾向，后来又保守；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反映出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撤出通南巴后又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对西北联邦也未弄清怎样才算“联邦”。
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
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是浓的，不同意见在会议上可自由发表；会议总目的是团结张国焘。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功绩。
但会议的视野过于偏向了过去。说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正确、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或放弃通南巴就不正确，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时日。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先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问题，不急于对历史作总的清算。芦花政治局会议过于拘泥于这些问题，过于单方面用一些理论和原则去关照对方，容易伤害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
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被蒋介石压向川西北一隅，也都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当大家都不知晓外界变化、集中于评判过去谁是谁非的时候，某些原本不必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
张国焘钻了这个空子。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野心而无人响应，能给中共中央造成后来那样大的危机吗？
暴风雨到来之前是平静的。表面看起来，北上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番号不变，仍是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
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率第一军两个师及第三十军两个师共12个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率第三十一军一部、第四军一部、第九军一部共8个团；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第三军和第三十军一部、第四军一部共9个团；第四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率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第九军一部共9个团；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率第三十三军及第三十一军一部，共6个团。另以第四军4个团编为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
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他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
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为应付这一局面，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决定退让。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还是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因为芦花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不对，张国焘的主要矛头便对准了他。一定要他退出军委工作。
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但周恩来刚刚执掌一方面军大印，就病倒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堡垒封锁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订了《夏洮战役计划》：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出阿坝，争取先机进占夏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出班佑、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按兵不动。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由雅安进至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等地及岷江东岸地区。各路敌人正在逐步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此时张国焘又想北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又想南击抚边、理番，举棋不定。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否则军粮“难乎为继”。
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号召全体党员、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
周恩来的身体基本上垮了。开始以为患的是痢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警卫战士从60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在肝区上方冷敷。但过草地怎么办呢？
彭德怀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这真正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无向导带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还要抬人!
陈赓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给周恩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人人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抬担架的人，比睡担架的人已经强不了太多。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情谊周恩来终生难忘。
1954年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也是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1974年彭德怀去世。戴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到成都。存放前，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当时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没有忘记雪山草地之恩。他用心良苦!
1978年彭德怀平反，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似乎预感到将来而提出“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恩来，已经去世近三年。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经三天激战，毙伤俘敌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包座之战显示四方面军确实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四十九师是胡宗南的主力，被刚刚走过草地的程世才、李先念指挥三十军一下打垮，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跟随右路军前进的中共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共中央“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停止东进。
9月3日，张国焘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同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三日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爆发时刻。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越到关键时刻，各种相关回忆越呈现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乱。就像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头，观众除了从慌乱捕捉、无序跳动的镜头中感觉到拍摄者激烈跳动的心脏和不住颤动的手臂外，其他便很难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
1935年9月发生在阿坝、班佑、巴西地区的事件，也是如此。
从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
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徐向前、陈昌浩接电后，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
当晚，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张国焘发出如下电报：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