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kanshuboy.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
他觉得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以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之实力，却丝毫未触及。
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
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
王家烈却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
龙云则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
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寻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枪林弹雨军阀混战的道路。少部分满身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能够发出的了。
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
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
三人中，蒋介石与王家烈关系最深。
王家烈是国民党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年9月他就率部进抵湖南沅陵，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可惜未同起义军接触，就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因争夺地盘打起来。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被人用武力扫地出门，只有返回铜仁。
1929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蒋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并将军政部第四电台拨给他使用，与蒋直接联系。王家烈受宠若惊，百般效力，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逼走四川军阀赖心辉，占据黔东南一带。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总”司令。
1931年7月，王家烈又伙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蒋介石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特赏迫击炮16门，子弹20万发。后来又赠德国新式步枪1000支。
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三年多时间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几个团，部队装备也为之一新。1932年春在蒋介石怂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锐特务团和一、二、四团由洪江直趋贵阳，迫使贵州军阀毛光翔将大权交了出来。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王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当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渐渐忘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
为求自保，他一面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蒋。这一密约被陈济棠部属余汉谋出卖给蒋了，从此蒋视王为眼中钉，开始制造机会，摄取贵州。
1934年10月，王家烈接到蒋介石由牯岭发来的电报，说红军主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庾县附近，有沿萧克部队路线进入贵州模样，命王率部择要地堵截。王家烈当时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计15个团的兵力，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自觉力量单薄，难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知道，密约之事蒋已获知，此番很可能要乘机派兵入黔，吃掉自己。
他开始作两手准备，一面执行蒋令，一面暗与两广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他还对部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利，便向广西李宗仁部靠拢。
当时王家烈的作战兼自保计划是：乌江以北防务交由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王本人和犹国才负责；王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万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与两广的联系也有了回音：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进贵州都匀、榕江，以为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率军推进至广西桂平，必要时进至柳州策应。再远，两广就难办到了。
这些交易，蒋介石不知。
但蒋图黔的决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
蒋与刘湘的关系也不浅。
刘湘在关键时刻帮过蒋介石的大忙。
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1927年3月23日，一个叫戴弁的黄埔学生带来两封电报。一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是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
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面对面叫人选择何去何从。
刘湘看过两个电报，当众高举起南昌那份通电，大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蒋总司令立即给他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并特让黄郛托日本军舰“比良”号运去一部短波无线电台。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
蒋对刘湘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在关键时刻帮过刘湘的大忙。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当时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蒋介石支持不可。
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刘湘。
西南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浅的，便是龙云。蒋介石认为最不好琢磨的，也是龙云。蒋介石帮助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帮助刘湘统一了四川，唯对龙云没有帮上什么忙。
因而龙云也最难控制。
龙云的经历，颇富当今的影视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本出身奴隶主贵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14年秋，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头两天的确无人打得过他，第三天龙云穿一双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钟”之法用双拳和头部将大力士撞翻，随即一扑将其压住。
法国拳师认输离开昆明，龙云也由此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被任命为唐都督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开始发迹生涯。
从1915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年以昆明镇守使身份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惨淡经营了12年时间。靠唐继尧发迹再到扳倒唐继尧，他走的也是军阀前辈走过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龙云的路似乎分外艰难，刚刚掌握云南大权就挨了一颗炸弹，一只眼睛被碎玻璃扎伤，鲜血淋漓，成为终身残疾。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布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仔细审看委任状时，眼前一定是带着模糊的血色的。
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惧，也有所防范。
从部队战斗力看，刘湘的川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6个旅加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黔军成军最晚，在西南诸军中，黔军虽然兵员尚足，兵力居中，但战斗力最弱，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很少得胜。不是败于滇军，就是败于川军。
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是拣弱的打。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
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
他把石头准备好了。
这块石头，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
二、量变，质变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
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置。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
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
洛甫，即张闻天。
张闻天与博古早就相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当时张闻天在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台下听众中就有一名叫秦邦宪的青年。秦邦宪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БoГyhoВ，中文译作“博古诺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oГ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
张闻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苏联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到了中国却指责对方为普列汉诺夫。
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个月。这7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
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
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博、张二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蹴而就为政治局常委。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现不和。
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
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
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年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又要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