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kanshuye.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
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
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
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
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
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却是“谋”在了上担架之前。
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
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此战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
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
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
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成了权宜之策。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方向被根本扭转了。
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到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耿飚在1990年回忆说：
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人团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也都普遍知晓、心里有数了。
这次橘林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飚的。刘伯承后来也对耿飚讲过同样内容的话。当年25岁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讲这番话时，已是81岁高龄。左权已经牺牲了48年，王稼祥去世16年，张闻天去世14年，刘伯承也去世了4年。幸亏有耿飚的回忆。谁能知道我们有多少珍贵的资料甚至未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就散失消隐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人事的变动。
“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遵义地区的那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对老三人团的确是完全无备的。而对新三人团来说，则已经有所准备。
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确又是领导层中、包括新三人团中带有最大的历史自觉性来到这一转折点的。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
形容这个会议的词汇太多了。以至有人说，一个会议居然能戴上这么多桂冠，加上这么多光环。的确如此，因为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
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特设立上海中央局，负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但后来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电台被敌破获。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
当年那幢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会场内人们座次的排定。会议开了三天，除主持会议的博古固定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外，会议参加者基本按先后顺序随便入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严格烦琐。工稼祥腹部伤口未愈，躺在一张藤榻上与会；聂荣臻脚上带伤，每天坐担架到会；彭德怀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返回前方执行新的命令去了。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是切入点。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采纳了刘、聂的建议。
新的前进方向确定完毕，便开始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
博古作主报告。
周恩来作副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
历史在某些重要关头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就如1978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一样，1935年遵义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首先因为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耿飚回忆说：
张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当时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
其次因为他发言的系统性。
杨尚昆回忆说：“我清楚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中有一个提纲，基本是照着提纲讲的。”
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洛甫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
历史惊人相似。
1935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
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
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
这事在幼年张闻天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闻天后来留学日本、美国、苏联，他的第一课永远是“钦公塘”。那道塘岸使张闻天萌发了一个终生不改的志愿：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