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令人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shuyoukan.
以币制改革为起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一个本来已经在走钢丝的宋哲元。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
“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一块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地方。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直到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那个时候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根基太深的谜。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国人无不知“七七”事变为抗战发端。但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最多也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时光再流逝，我们也必须记住那些往往令我们不愿记忆的事情。必须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勋章的人们是怎么退到了这一步，才终于“忍无可忍”了的。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国家有多么衰弱，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当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都感到侵华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心一意“安内”的蒋介石，也开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对国力军力皆弱的中国来说，选择余地是十分有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甚至也令蒋无可选择，只有和苏联搞好关系。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前，苏联政府致电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要他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就同中国签订军事协定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这正是蒋梦寐以求的事情。
12月19日，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第二天，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会谈。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相当客气。他表示遗憾说，过去中苏间有过不少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共的态度问题上。他说，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一样，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
鲍格莫洛夫正式将苏联政府同意讨论签订苏中协定的决定告诉蒋介石。
蒋立即声明，他想以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他脑子转得飞快。孙越宣言的基础是越飞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组织不适用于中国。
鲍格莫洛夫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苏方提的是签订军事协定问题。
蒋介石换一个方式，仍然坚决要求苏联政府协助他同中国共产党达到统一。他对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这个问题谈判成功，其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还说，如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红军以影响，使其承认南京政府的权威并服从南京政府，苏联政府就将得到真诚的可信任的联盟。
蒋介石软了不少。但其首要方针还是“安内”。
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回信：
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互助合作，抗击日本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做有利于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抗日潮流。如果中国真正发起反抗日本的解放战争，我们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抗日思想日益高涨，我们同蒋介石签订协定，从而担负起一旦日本发动武装侵犯便要相互支援的义务，似乎还为时过早。蒋介石虽比以前收敛，但仍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让步。也许这一切只是耍手腕以赢得时间，希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中国，特别是等待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局。但始终不能排除他利用与我们的谈判，同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
对这个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人还在观望。
蒋介石却等不得了。1936年1月，他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王明直接会谈。
根据共产国际保留下来的记录，邓文仪当时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他们认为日本不会、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然后他们再来对付日本。邓说：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
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和《八一宣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初步提出三项建议：
1取消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2因为对日作战需有统一指挥，改组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
3恢复两党在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