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提议：徐海东出席九大，参加主席团。86kanshu.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派人到徐海东病床前传达最高指示。徐海东眼泪流了下来：“主席提我名，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九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和国家又处于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连留存下来的大会主席台照片都独具一格：座无虚席的主席台两块座位区之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上，加了一张轮椅，一个穿便服、围围巾、戴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为座位奇特，特别引人注目。新闻照片发表后引来百姓一次次猜测此人到底是谁。从长相判断，有人说是陈云，有人说像邓小平。
不是陈云，也不是邓小平。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
九大主席台上徐海东那张轮椅加座，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奇景。
他仍然当选九大的中央委员，关键当然是毛泽东的首肯。后来专案组人员说，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9年10月，徐海东被紧急疏散出京。1970年3月病逝于郑州。
临终前的昏迷中，医生讲他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
第十五章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一、踌躇分水岭
1935年8月，相泽三郎中佐刺杀永田铁山少将的行动，在日本军界引起强烈震动。永田铁山作为“三羽乌”的头号人物，一夕会骨干、统制派中坚，其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军衔。
皇道派将领、永田铁山一夕会的同伴、陆军省同事、给相泽引路的山冈重厚称，杀死永田是为了反腐败。山冈称自己出任军务局长时，从来不参加派阀政客的聚餐会，就是有木户侯爵、近卫公爵那样高名望人物参加的邀请，也不去参加。他说：“有事的话到陆军省来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军人，不到那里去。”他认为这种聚会是华族以及内务和大藏省官僚们的聚会，“现在政党的力量处于不得势之际，利用这个机会把军部的有势力者拉到一起引为同伙，利用军部力量，以图使年轻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发迹。”
但永田铁山却去参加了。而且在他任军务局长以前就多次去过。对政治表现出过分的热心。所以山冈认为，永田铁山“身为军人竟加入了营私舞弊的政治团体，玷污了军誉”，导致他帮助相泽三郎将永田杀掉。
山冈重厚不愿说出来的原因，是皇道派将领与统制派将领互相清除的斗争，都为了夺取日本军部的决策权。
1934年则是皇道派遭受重大打击的日子。这年工月，荒木贞夫大将“因感冒引起肺炎”被迫辞去陆相；真崎甚三郎大将由参谋次长转教育总监；山冈重厚少将由军务局长调为整备局长。皇道派三员大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与此同时，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少将出任陆军省最重要的军务局长。
1935年8月，皇道派也作出报复：用相泽之刀折断了统制派首脑永田铁山。
说到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这两位皇道派的大将，不得不提一段插曲。荒木和真崎两人都是1906年毕业于士官学校。在日本士官学校中，以步兵科最为重要。按照惯例，士官生毕业之时，该年步兵科毕业生成绩第一名者，能够获得天皇赐予的军刀。这是所有日本军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获此荣誉者，在日本军界毫无疑问是前途无量的。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学生300余名，中国留学生4人，还有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没有想到宣布名单时，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天皇的赐刀被中国人拿走了!当时主持毕业仪式的皇亲国戚伏见宫亲王，也自感十分难受，十分尴尬，只好闷着头继续往下念名单。结果又出现第二个没想到：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名叫蔡锷。这下全场开始骚动了，日本士官生们纷纷感到面子上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公布名单的程序暂时中止，因为名单上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准!惶恐之中的伏见宫亲王觉得，照这样下去难以向天皇作出交代，需要赶紧采取紧急措施。已经宣布的难以更改，只好在暂未宣布的名单上做文章：一是把名列第四的日本学生调为第三，但还不够，因为张孝准退到第四日本人面子仍然不好看；于是再调：把第五名的日本学生调为第四，这样前四名中就有两名日本人，上对天皇下对日本毕业生都可以交代了。
中国留学生张孝准就这样，在暗箱操作中被从第三挤到了第五。
名列第一的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后来民国陆军大学校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
名列第二的中国留学生蔡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蔡锷首先从云南起兵反袁。
四名中国留学生中唯一没有获奖的是许崇智，虽然据说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不愿努力，成绩一般，最后也成为了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
从第四名挤进第三名的日本学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荒木贞夫。
从第五名挤进第四名的日本学生，则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台湾总督、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
吸取了教训的日本士官学校从此改制：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各自记分，以保证天皇的赐刀不再被中国留学生拿走。不管到了什么位置，荒木和真崎都是不太愿意回忆士官学校毕业仪式上的荒诞剧的。
皇道派与统制派在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化，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又在中国矛盾尖锐化。
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日本陆军中的两个山头。
华北驻屯军资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据《辛丑条约》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线上的部队，司令部设在天津。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
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约定人数为8200人，每国不超过2000人，日军应为400人。驻扎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12处。
1911年辛亥革命后，日本派出“清国驻屯军”，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至1935年5月，北平驻屯步兵两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八个中队、山炮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分布在天津以北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
相比较之下，关东军的资格就浅多了。
关东军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把俄国势力赶出中国东北、派驻“关东州”即旅大地区的部队。原来仅是关东州都督府的守备队，后发展为“满铁”守备队。“九一八”事变后飞黄腾达起来，兵力由原来的一万，发展到十万。
既然关东军是个暴发户，必然就具有暴发户的一切特点：骄横跋扈，目中无人，看不起其他部队，包括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
它的手伸得很长。尤其是那个自称“满洲国”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板垣马不停蹄地奔忙在东北大地，实实在在是中国的汉奸之父。相当一部分大汉奸的出台，均经过板垣之手。“九一八”事变后，他网罗了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然后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在洮南宣布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奉天伪省长；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的独立。在这位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下，溥仪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板垣征四郎以“功勋卓著”，受到天皇的垂青。1932年1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召板垣回东京汇报。裕仁天皇破格见了这位高级参谋。在此以前，天皇直接询问一位参谋人员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接连出现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大实力机构联合炮制的《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蓝本不过是板垣笔记本上那些字迹潦草的汇报提纲。板垣从此官运亨通，1932年8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34年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6年3月升为关东军参谋长，军衔晋升为中将。直到1937年9月底林彪在平型关收拾了他的后勤和辎重部队，这个在日军中声名如日中天的板垣才在中国吃了第一次亏。
关东军纵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华北驻屯军看不起。驻屯军自恃资格老。但资格老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关东军，又十分羡慕关东军的迅速发展。想在华北也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又感到兵力不足。借用关东军的力量，又不甘心。怕关东军势力伸展进来，打破了驻屯军在华北的一统天下。
1936年4月17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兵华北。会议当场决定强化中国驻屯军。18日发布陆甲第6号军令，确定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增加兵力6000人，达到84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日本学者记述此事时说：“阵营非常整齐。步炮兵三个团的混成旅，据估计可以压制中国军的六个师。于是在兵力上，可算是获得了安全感。”
但与中国军队相较，还是显得兵力过少。
驻守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团队，兵力达10万余人。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虽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只有1个旅团、2个联队和炮兵、骑兵等部队。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
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军队与军队也是一对矛盾。
驻屯军嫌兵力少，想入关的关东军同样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后，也不得不决定改用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关东军要介入华北，驻屯军心情矛盾。它视华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想一手独揽，不让关东军从中插手。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派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活动时，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不客气地表示拒绝。谁实力强谁就嗓门大。这条定律在日本军队里照样管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蛮横地坚持说：“由天津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希望“借给”了驻屯军。
土肥原不负关东军之望。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图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渗入创造条件。他先后拼凑段(祺瑞)、吴(佩孚)携手和段(祺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
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孙传芳。他大斥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壮举报国，结果却被人义举报父。11月13日，这位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剑翘之举是为父报仇。其父施从滨1925年11月被孙俘虏斩首。
施从滨之女要尽孝，孙传芳便不能为国尽忠了。
中国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撕破脸面的事向来不用土肥原出面。脸面撕破之后，他出来打圆场了。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