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愿，司马宗室实力强大，不是她可以全部除掉的，一个统治集团若想长久安定靠内部团结，他杀汝南王、杀楚王、杀卫瓘，甚至最后杀太子，都是在削弱自己的势力，最后使以孙秀为代表的庶人掌权，引发导致西晋灭亡，数十万百姓死去，上百万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八王之乱。weiquxs.一个自身充满邪恶欲望的人是无法明白这一切的，根本不是系狗不系狗的问题，你就是勒死了那条狗，也会有别的狗把你咬死。贾南凤被废为庶人，后来被金屑酒毒死，赵粲、贾午、韩寿、董猛等皆伏诛。贾后乱政是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直接原因，贾南凤死有余姑，是千古罪人。
赵王司马伦依靠庶族势力掌握朝廷大权，为实现他个人称帝的野心，大行封赐，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员封侯者数千人。司马伦平庸无智谋，受制于孙秀，孙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孙秀而无求于司马伦。庶人当权，自然引起司马宗室和世族大家的强烈不满。孙秀集团与他们的矛盾越演越烈，淮南王司马允反叛被镇压，孙秀借机排斥齐王司马冏去许昌，杀掉名士潘岳，又杀掉豪富石崇，向世族豪强树威，并怂恿赵王称帝。
公元301年，司马伦即位称帝，以惠帝为太上皇，为收买人心，分封的文武多如牛毛，连奴卒也都封爵。以致每次朝会，满座尽是貂尾蝉饰的文武官员，谚语“貂不足，狗尾续”由此而来，司马伦急病乱投医，治国岂有他这个治法的？士族豪强乘机利用司马宗室进行大反击，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在地方豪强势力的支持下传檄天下相应起兵，常山王司马乂、新野公司马歆率众响应。司马颖的兵马南下至朝歌，人马已发展到二十余万。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本意援赵王，但为二王声势震慑，转而起兵附和二王。三王之兵围攻洛阳，司马伦派兵抵抗，先赢后输，战争进行得很惨烈，十余万人死亡，其实司马伦有机会的，终因用人不当失利，随后退守洛阳。部众哗变，入宫杀死孙秀、俘虏司马伦，迎齐王入城。
齐王率甲兵三十万入洛阳，赐死司马伦独掌大权，成都王和河间王故作姿态，以退为进，回到封国。齐王司马冏又犯了胜利者常犯的骄傲错误，沈于酒色，骄恣日甚，听不进谋士们的建议。为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立惠帝之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八岁的司马覃为太子，一下子剥夺了晋武帝所有儿子的继承权，引起一同起事的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的不满。
河间王司马颙驻洛阳的亲信李含因在京城受齐王的排挤，为使司马颙掌权，自己能够继续升迁，偷偷溜回长安，假称受惠帝密诏，令河间王诛灭齐王，并献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让河间王发檄文令长沙王讨伐齐王，齐王必定杀掉长沙王，两虎相斗，我们借机谋利。河间王大喜，马上联络在洛阳的长沙王，说自己已经率十万大军开拔，让他做内应，废齐王，让成都王辅政。
长沙王司马乂是晋武帝司马炎第六子，原本对齐王剥夺他皇位继承权不满，接到消息，立刻发兵攻打齐王，长沙王勇猛，与齐王连战三日，火烧齐王府，斩之，并诛其党羽二千余人，掌握朝廷大权。原以为齐王能干掉长沙王的河间王偷米不成拾把屎，反倒成就了长沙王，恼羞成怒，联络成都王司马颖共同发兵攻打长沙王。
第四章八王之乱4
成都王司马颖，字章度，晋武帝第十六子，镇守邺城，河间王许诺事成之后让他辅政，受河间王的诱惑，司马颖发兵二十万联合河间王大将张方进攻洛阳。不想二王接连被兵力弱小的长沙王战败，久攻不下，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洛阳城中出了叛徒，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了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张方活活烤死。
这一次，哪一个王爷也没到洛阳来，河间王毕竟不是晋武帝司马炎直系，威望不足，成都王则坐镇邺城遥控指挥，任用宦官控制朝局，洛阳的士庶百姓怎么肯干？以东海王为大都督，让白痴皇帝亲率大军发檄天下，征伐邺城。司马颖不甘示弱，派兵迎战，两家相遇在荡阴，结果东海王大败，皇帝也丢了，自己逃到封国。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司马颖也没得好果子，由于先前白痴皇帝发檄天下讨伐他，幽州刺史王浚领着一帮子鲜卑人、乌桓人和并州刺史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联合攻破邺城，司马颖和白痴皇帝南逃。
洛阳城已被河间王的大将张方占据，张方的军队劫掠洛阳后，带着白痴皇帝和司马颖返回长安，河间王执政，在长安挟天子可不敢令诸侯。发布诏令，分封诸王，与天下诸侯和解。可东海王司马越不买他的账，公元305年，以“奉天子还旧都”为名，起兵讨伐河间王，一路势如破竹，五月，攻克长安，挟白痴皇帝返回洛阳。
八王之乱结束，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专执朝政。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司马泰之次子。史称：“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司马越的野心名望、才识学度应在诸王之上，也有心治理天下，可惜的是现在的大晋国满目怆夷，由于战乱，天灾频繁，百姓流亡。他把这一切归结给白痴皇帝，公元306年，一块面饼结束晋惠帝司马衷的生命，不管是谁毒死他，他一生的际遇坎坷印证了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的弊端，无论晋武帝司马炎如何虑尽心机布置得周周密密，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一个平庸的人绝对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这一切不是他的错，而是封建传承制度的悲哀。只要家天下的传承制度不取消，悲剧必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
八王之乱，动摇了士族集团的统治地位，宗室和士族的势力消耗殆尽。一些低级官吏、下层士族和少数民族的领袖看出晋朝即将灭亡，纷纷起兵欲取而代之。公元303年，荆州蛮人张昌在安陆率流民起义。公元304年，匈奴族贵族刘渊在左国城率匈奴五部起兵，建立汉国，自称汉王。公元306年，山东刘伯根起兵反晋，东莱士族王弥响应；宁州五苓夷反叛；成都王司马颖旧将公师籓、汲桑打着迎立成都王的旗号造反。一时间烽烟遍地起，四面楚歌声，在这无数起义军当中，谁埋葬了西晋王朝呢？请看下集《匈奴汉国》。
第五章匈奴汉国1
在这大大小小的叛乱中，最终将西晋王朝推向末路的是匈奴人，随后鲜卑人、羯人、氐人、羌人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到底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西晋王朝又是如何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五胡乱晋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呢？直到现在我们仍是众说纷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形成书面材料的是一个叫江统的人，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时任晋国山阴令。
上文我们曾经介绍过，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入塞，鲜卑人居匈奴故地,另外一部分乌桓人也在三国时被迁入塞内。西晋时期，少数民族部落大规模内迁的浪潮又再次出现，匈奴族和羯族大量进入并州(今山西地区)，鲜卑族进入辽东、幽州、凉州(今辽宁、河北和甘肃)。西晋征伐高句丽，一部分高句丽人被迁到河南。汉族名称的由来源自汉朝，以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开始杂居并处。少数民族民众为反对当时沉重的压迫，经常武装反抗，晋惠帝时上党的匈奴人起兵，随后关中的羌人、卢水胡(匈奴的一支)、氐人纷纷起兵，击杀建威将军周处(除三害的那个英雄)，不过都被晋廷镇压下去。
江统由此意识到少数民族入内，会威胁西晋王朝的统治，因此，他写了一篇古今传颂、影响深远的文章《徙戎论》。其文写道：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於计为长。”
从徙戎论文章可以看出江统的主导思想就是将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再迁出去，让他们回到原来生活的边远地区。江统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胡适先生曾经指出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江统最适合第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徙戎论问世不到十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帝，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称王，五胡十六国勃然而兴，西晋亡国。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认为如果晋王朝采取政策迁徙少数民族，则可以避免亡国之祸。徙戎论作为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呈到晋惠帝司马衷的御案上，白痴皇帝显然无法解答至今仍然困扰世界的民族问题。晋朝的统治者们怎么看待这一方案呢？
历代封建王朝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无非是两个字，“抚”与“战”，最佳的莫过于抚战结合，恩威并施，可为什么总不见效果呢？因为他们缺少两个字“平等”。汉族总喜欢以华夏自居，称少数民族为夷、胡、蛮等等。在这种思想方针的指导下，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上述两个字。江统开出的药方，是个“迁”字，他所能带来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战”字。民族迁徙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事，也不仅仅是东方才有的事，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勃郎弟人、央格鲁与撒克逊人先后进入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以及北非。他们所向无敌，打败西罗马帝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所有人的野蛮人都是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存的渴望来的。如果你强行让他们回到原始森林或者草原上，对过上舒服的日子，习惯农耕生存的民族来说，可能吗？肯定会激起他们的反抗，必定是持续不断的战乱。纵使你用武力把他们迁出去，他们难道不会再来吗？还是会发生战争。
第五章匈奴汉国2
如何解决大晋国的民族问题，晋武帝司马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允许匈奴、羯族继续内迁，反对朝臣的意见，不杀匈奴杰出的人物刘渊已经表明态度，他对少数民族要“抚”。然而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摆脱不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限制，不能平等的对待少数民族，对刘渊不杀但也不用。如此的民族政策虽然能够拖延民族矛盾爆发的时间，但危机迟早会出现。五胡乱晋是西晋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士族秉政的必然产物。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匈奴人吧!刘渊，字元海，匈奴族人，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中国历史上十六国第一个王国-匈奴汉国的创立者(在他称汉王同年，氐人李雄自称成都王，两年后方建立大成国)，五胡乱晋的始作俑者。
提到刘渊就不能不提到大汉王朝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因为刘渊正是刘邦和亲政策的产物。和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相互之间联姻司空见惯，但和亲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一种外交手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始自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00年，中国历史上南北王朝的大决战在白登山展开，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三十余万大军被天之骄子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兵围困于白登山。这一场两大王朝之间均倾尽全力的大决战，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戏剧性收场，刘邦不费一矢一箭突出重围，留下千古之谜。白登之围诞生了大汉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和亲。
和亲政策历代史学家褒贬不一，认为和亲的做法卑躬屈膝，辱没一个王朝的尊严，似乎在他们眼里，只有战争才是解决一切民族与国家矛盾的唯一手段。然而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用他的智慧或者说狡猾平定边患，为汉王朝的强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王朝的反攻赢得宝贵的时间。文景之世，汉与匈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保证国库中的钱粮堆积如山。勇敢和剽悍的大匈奴被刘邦一个小小的花招摧毁
我们讲和亲政策是不是剑走偏锋，与我们北魏王朝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有，不仅仅与北魏，而且与十六国王朝的兴亡生死攸关。刘邦的“和亲”到苻坚的“视夷狄如赤子”，再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直至毛泽东同志的“民族团结”政策一脉相承，逐渐被发扬光大，最终成为解决民族矛盾的最佳政策，没有刘邦的和亲，恐怕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民族。
南匈奴投降后，匈奴人逐渐入塞定居，为表示对大汉的忠诚，匈奴单于们以汉政权屡次和亲，汉公主每每嫁到塞外为理由，自称是汉朝的外孙，冒姓刘。刘渊的父亲刘豹在三国魏武帝曹操分五部匈奴时被任命为左部帅，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北)。刘渊少年时代，酷爱读书，以当时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名士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常对人们说：“一物之不知者，周君子之所耻也。”因此可见他的汉化程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