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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道光禁烟

  ,1820年——1838年平张格尔兄弟之乱。道光决意禁烟。

  道光在位前期,国内局势相对比较稳定。唯一给道光造成点麻烦的是张格尔兄弟叛乱。

  张格尔是新疆大和卓的孙子,长期流亡在浩罕汗国(乌兹别克斯坦)。浩罕汗国跟清朝因为贸易纠纷,赞助张格尔兵马,怂恿他打回新疆。印度的英国占领军也支持张格尔,资助他枪支弹药。

  1820年、1824年、1826年,张格尔先后三次带兵杀回新疆。前两次刚露头就被清军打了回去。第三次,他成功了,接连攻克南疆四城。他利用新疆的反清情绪和他的宗教影响,纠集了上万人对抗清军。

  新疆驻军不多,道光从陕甘调兵数万反击张格尔。经过两年的战争,清军最终平定了张格尔叛乱,收复了南疆。张格尔被活擒后凌迟处死。

  清军前脚撤走,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卷土重来。

  清廷因为浩罕支持张格尔叛乱,断绝了跟浩罕的贸易往来。浩罕还以颜色,再次撺掇玉素甫发动叛乱。1830年,玉素甫带领浩罕军队杀回南疆,围攻喀什等地。清廷不得不把军队调回来接着打。叛乱被很快平定。但连年征战让清军疲于奔命,士气下降。清廷被迫做出让步,恢复了跟浩罕的贸易。

  新疆暂时安定下来。

  平定张格尔兄弟之乱每年耗费两千万两白银。清朝的军费开支在通常情况下占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如果发生战争即便把全部的财政收入都填里也不一定够。平定张格尔兄弟之乱让清廷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

  清朝的财政收入主要分几大块:田赋、盐课、关税、杂赋、捐纳。

  田赋、杂赋、关税(商税)已经够高了,再加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盐课(盐税)也不低,但主要问题是收不上来。管理不善加之私盐泛滥,官盐销售受到很大影响。官盐卖不出去,盐课任务就无法完成。单两淮地区,淮南历年亏欠课银五千七百万两,淮北亏六百万两。也就是说,单两淮亏钱的盐课就够平定张格尔兄弟之乱的军费。

  私盐泛滥跟地方官吏“并不实力缉拏”有关。例如仪征私盐贩子黄玉林,沿江贩运私盐,在湖北、江西都设有中转批发的货栈。但他跟沿路的官府都有联系,“贿结巡役,串通官府”。地方官吏视而不见。

  道光撤销两淮盐政,让两淮总督接管盐政,严厉打击私盐。黄玉林随即被抓住杀掉。

  同时,乾隆在滞销地区实行改革。官府只管批发,不管零售,即降低了运营成本,又控制住了税收。私盐贩子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不必再冒杀头的危险。

  此后,盐课征收大有改观。

  捐纳其实就是卖官鬻爵。这个办法来钱快,但是最伤吏治。有人总结“以官为市”有“五害”:害国体、害政事、害民生、害官方、害人才”。

  但是在没有别的好办法的情况下,清廷也只能靠捐纳度过难关。

  在清朝什么都可以捐纳。没官的可以捐官;有官的可以升官;被降职免官的可以留任;地方官可以改任京官。只要钱到位,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捐纳泛滥的后果就是吏治越来越坏。

  道光上台后面临两大难题,吏治和禁烟。他试图解决这两大难题,但最终一样也没解决了。

  鸦片到了道光年间泛滥成灾。烟馆、烟民比比皆是。朝廷发现鸦片这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下令禁烟。但禁烟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下面的官员跟鸦片贩子穿一条裤子,对禁烟令阳奉阴违。

  当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高达一千多吨。外国人估计中国有烟民一千多万。这一千多万大多是富商乡绅、政府官员和士兵。这三种人都是朝廷最重视的阶层。

  另外大量白银流失造成银价上涨。国家牌价银子跟铜钱兑换比例为1:1000。但黑市价格已经达到1:1600。百姓交税不再用银子而是改用铜钱。当地税务部门收了税往上级部门交不能交一大堆铜钱,得设法兑换成银子。在没有国家银行的情况下,银钱兑换都是在私人的商号银号进行。按国家牌价兑换银钱根本没人兑给你。按黑市价兑换,当地政府等于出现了亏空。但除此又没有其他办法,当地政府只能放弃国家牌价,让黑市价格牵着走。朝廷知道了也没办法。

  道光也已发现了鸦片泛滥的严重性,想管,但是管不了。三令五申根本不好使。

  1829年,道光下令跟外商交易以货易货,只准他们带走中国的货物,不准他们带走中国的银子。但这条命令不起任何作用。

  正常贸易可以以货易货。但鸦片是走私贸易,不从正常渠道进口,谁给你以货易货?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鸦片从印度运来后不进港,就在海面上交易,然后分装快艇趁夜往岸上运,由内地的“大窑口”、“小窑口”进行批发、零售。洋人不上岸,鸦片到岸及分销工作都由中国人完成。

  道光下令严禁外商货船夹带鸦片进入中国海域,同时严禁走私快艇进入中国内河。

  广州成立一支海上缉私队,专门负责缉拿鸦片走私船。他们惹不起洋人,把精力放在缉拿走私快艇上面。缉私队开始工作很认真,瞪大眼镜搜寻走私快艇,后来收了走私集团每月3万6千两白银的买路钱后,眼睛突然变瞎了。走私快艇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过去都看不见。

  皇帝圣旨又成了一纸空文。

  只要后台够硬,你把烟馆开到衙门对面都没人管。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有烟贩子走街串巷兜售YP。

  道光对鸦片禁而不绝很是头疼,实在没辙可想。

  1833年,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派议员律劳卑担任商务监督,全权负责对华贸易。

  次年,律劳卑乘坐军舰来华上任。事先他以公函形式向清朝的两广总督卢坤通报自己此行目的,希望增加贸易口岸,扩大中英贸易。

  卢坤见到公函大怒。公函属于平等款式公文。卢坤以大国自居,岂能允许蛮夷小国跟大清帝国平起平坐,认为这是对大清和大清皇帝的大不敬,下令拒绝卢坤来广州,并且暂停中英贸易。

  律劳卑是海军将领出身,素来狂妄,坐着军舰强闯广州。广州的虎门炮台发炮阻止英舰靠近。英舰竟然发炮还击。

  吕坤怒不可遏,调兵包围了英国商馆。冲突进一步升级。

  律劳卑要求英国政府向清朝宣战。英国政府得知广州冲突后,派人向清廷澄清,称这是律劳卑个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律劳卑知道后怒火攻心,死在了澳门。

  清廷也不愿发生战争,就坡下驴,恢复了中英贸易。

  这次冲突最终不了了之。

  英国任命律劳卑的助手义律为驻华商务副总监,随后又任命他为总监。

  吕坤因病去世。清廷任命邓廷桢担任两广总督。

  义律吸取律劳卑的教训,以谦卑的语气向邓廷桢请求进驻广州。邓廷桢同意了。

  邓廷桢向义律重申外国兵舰不得进入中国内海的规定,并且要求他禁止英国商人在海上偷卖货物,尤其是鸦片。

  但是义律对清朝禁卖YP的禁令置若罔闻。

  作为个人,义律反对鸦片生意。但鸦片的利润太大了,商人抵御不了这种诱惑。作为商务代表,义律也不愿断了自己人的财路。因此,鸦片生意不仅没被英国政府禁止还成了英国政府默许和保护的生意。

  鸦片生意屡禁不止并且日趋严重,清廷内部掀起一场“弛禁”与“严禁”之争。

  朝廷冒出一种声音:既然禁不了索性就不禁,改禁为放,改走私为国家专卖,把鸦片作为朝廷增收创收的一种手段。谁爱抽抽去,他有钱烧得,抽死活该。“今海内生齿日众,无减耗户口之虞”。现在人口数已经超过四亿,死几个烟鬼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管住文武官员和士兵不抽即可。国家把这买卖接过来,实行国家专卖,不仅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还能阻止白银外流。

  以前不禁烟时啥事没有。洋人刚开始把鸦片运来时的确赚钱了。但马上中国人就引进罂粟自己种植,一下就把鸦片的价格打下去了。洋人所得有限。嘉庆时期开始禁烟,不准抽、不准卖也不准种。结果没管住不准抽也没管住不准卖,只管住一个不准种。中国不能再种罂粟,鸦片完全依赖进口。不能从口岸进口就从海上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道光上台以来一直为财政拮据犯愁,听到这个建议不能不为之心动。但深受儒家教育的道光,又觉得赚这种钱有点缺德,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

  思想被统一到禁烟上面。朝廷开始讨论怎么才能禁掉鸦片呢?有人认为应该把禁烟的重点放到惩戒烟民上面,加大处罚力度,让人不敢沾鸦片。没人抽自然就没人卖。有人认为还是应该重点打击烟贩,谁卖就抓谁,按贩毒处理。没人卖就没人买。大家莫衷一是。

  湖广总督林则徐认为应该双管齐下,买的卖的一起办。抽鸦片的砍头,卖YP的下狱,肯定能把鸦片彻底禁掉。禁烟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玩狠的干不成事。

  有人说那也太狠了吧,至于砍头吗。

  林则徐说砍头只是一种威慑手段,实际操作中可以判他死刑缓期执行。在缓期中,如果他成功戒烟就不砍头。如果戒不掉,说明这个人已经没救了,留在世间也是祸害,干脆宰了完了。

  对于烟贩,林则徐认为不能光抓中国烟贩,放过外国烟贩。外国烟贩才是祸根。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就得按中国法律惩处。应该把外国烟贩和中国烟贩一视同仁,该抓都抓。

  道光对林则徐的法子很感兴趣,单独召见了他。

  林则徐对道光慷慨陈词,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能再等闲视之了,否则用不了几十年,国人的身子都垮了,国库的银子都光了。要人人没有,要钱钱没有,国家就完蛋了。

  道光为之动容,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办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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