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年——1407年明成祖重编四书五经，修永乐大典，遣郑和下西洋。
1403年的大年初一，明成祖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正月十三，明成祖下旨，把他当年的封地北平升格为明朝的第二都城北京。
古代流行“两京制”，设一主一陪两个都城。唐朝建都长安，但在洛阳又设个东京。洛阳在北宋时被称做西京，主都是东京汴梁。元朝把北京叫大都，在内蒙设了一个上都。
北平升格为北京后，一场浩大的工程随即拉开大幕。十几万的工匠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修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座宫殿历经明清两代保留至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
天坛、太庙也是明成祖修的。祭天、祭祖的场所是皇宫必不可少的配套建筑。
在修北京的同时，明成祖雄心勃勃要编修一部包含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也就是百科全书。于是以大才子解缙[xièjìn]为首的三千文士搜遍天下所有典籍，苦干三年，终于修成两万多册，三亿多字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现前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不过，此书在明亡以后丢失殆尽，现在只有零散的几百册尚存于世。
明成祖虽然是武人出身，却重视文化，重视教育，重用文官。他身边的大臣几乎都是进士出身。
明成祖将科考制度化，定期选拔优秀人才入朝为官。
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科举时开时停。刚打下天下时官员奇缺，他一方面让人推荐，一方面开科取士。但他发现科考上来的这帮人高分低能，光会耍嘴皮子干不了实事，就不再举办科考。后来出了两大谋反案，他觉得还是思想品德更重要，宁可红而不专也不要专而不红，重新开科取士。
明太祖指定“四书五经”作为学校的教学大纲和科考的出题范围。但他指定的“四书五经”是经过他亲自审核、根据自己的喜恶进行了删改的“四书五经”。
明成祖在明太祖删改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四书五经”。他令人修订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几。《大全》收录了“四书五经”原文及历代大儒程颐、朱熹等人的注解，主要是朱熹的《集注》。
明成祖认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圣人思想，是味正汤醇的正宗儒家。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主张抑制内心欲望，把圣人所说的诸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作为天理来遵守。
如果臣对君“信任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地步”，那对于皇帝统治天下黎民是非常有好处的。
明成祖将《大全》作为官方学术权威颁布发行，以此作为全党全国全民统一思想的标准。“庠[xiáng]序（学校）之所教，制科（科举）之所取，一禀于是”。学校教的，科举考的，全是《大全》里的内容。朱子之学也因此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学者但当依朱子”。
那时候的教育跟现在一样也是应试教育。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考试。科举考四书，学校就教四书，学生就学四书。考试内容被限制在《大全》之内，学生们就只看《大全》不看其他。不知不觉中，学生们被洗脑了。整个社会也被洗脑了。人们认为圣人之言才是真理，其他都是异端邪说。有独立思想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难以立足。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迂腐。
明太祖删节、明成祖重编的“四书五经”被推广全国。全国的思想被大一统。
一元化的思想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抑制了科学的发展。没有人敢挑战权威、突破传统，社会的进步因此停滞。同时代欧洲却在“文艺复兴”，号召思想解放。
明成祖将科考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很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以大才子解缙领衔的几位精英成为明成祖的智囊团。明太祖在胡惟庸之后不再设宰相，并立为“祖训”。但皇帝的工作量太大，明成祖让解缙等几位翰林学士帮忙做一些文字工作，比方起草诏书什么的。有些不太重要的会议也让他们代表自己去参加。遇到拿不准的事情也和他们讨论一下。明成祖的本意是想设个秘书处，但后来的皇帝越来越倚重秘书处，秘书处就成了事实上的内阁。内阁分担了宰相的工作。
相对于明太祖猜忌群臣，明成祖还是比较信任手下。明成祖的大臣大多能在自己的位子上一直做下去，善始善终。
不过用人不疑不代表明成祖不设防。他成立了两个特务组织监视群臣，一个是锦衣卫，一个是东厂。
锦衣卫是皇家警卫团，类似MZD时代的8341部队，部队编制隶属御林军但直属皇帝调遣。皇帝出行时锦衣卫簇拥左右充当仪仗兵，衣着光鲜，所以叫锦衣卫。明太祖扩大了锦衣卫的职能，兼管刑侦抓捕和监视群臣。锦衣卫因此又成了特务组织，兼有国民党军统的功能。
不过后来明太祖发现锦衣卫权势过大，仗着后台老板是皇上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制造白色恐怖，于是下令“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收回了锦衣卫的司法权。
明成祖入主南京后为了迅速消灭敌对势力，恢复了锦衣卫的特务职能。锦衣卫侦察、逮捕、审讯、判决一条龙，工作效率非常高。但明成祖尤嫌不足，又成立了东厂。
东厂成员是宫中的太监。因为新组织的总部设在皇宫东门外，所以叫东厂。“厂”的本意是指成片的房子。
东厂的职责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它的主要任务是“访”。东厂派人在各衙门坐班，监视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和社会的风吹草动。一旦发现谋逆迹象，东厂立即下手抓人。东厂一般不负责审讯，让锦衣卫审讯，但有权听审，监视锦衣卫的工作。东厂的地位比锦衣卫高，权力比锦衣卫大。相比锦衣卫，明成祖更信任东厂。
当皇帝的一般都信任太监。太监与皇帝朝夕相处，知根知底，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再者，皇帝相信太监比一般人抗腐蚀能力强，不容易被收买。
首先，女色对太监不起作用。他们已经被“一剪梅（没）”，性贿赂对他们不好使。
其次，钱财也对他们没什么诱惑力。他们积攒再多的钱财也没有子孙继承，要那么多钱干嘛？
其三，他们直属皇帝管辖，只有皇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所以他们也不惧外人威胁。
总之，太监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威胁利诱全不惧，尤其不怕美人计，是防贪拒腐的好干部。
有拒腐模范帮皇帝盯摊，皇帝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但实际上太监身体的残缺影响了心理健康。他们一旦掌权会激发起比常人更大的贪欲。他们知道自己被人看不起，但权力可以让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对他们奴颜婢色。权越大，色愈恭，礼愈至。这让宦官的心理得到满足。
他们没有来生的指望，只能追求现世逞一时之快，对钱财的贪欲也比常人更甚。吃好喝好住好玩好，死了不冤。
另外，他们没儿没女不怕别人咒他生下孩子没PY，干起缺德事更少了顾忌。
总之，心底阴暗的宦官掌了权，与国与民都不是一件幸事。历朝历代的宦官之祸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不管怎么说，有锦衣卫和东厂监控着朝里朝外，任何威胁皇位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明成祖在第一时间掌握。明成祖可以高枕无忧。
不过明成祖还是有一些隐忧。他一直担心建文帝流亡海外的的传闻是真的。
明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成祖听信传言，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流亡海外。他要把他抓回来消除隐患，于是命令大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沿途查访，顺路显示大明王朝的国威、炫耀大明王朝的繁荣富强，吸引南洋诸国归附明朝。
明朝所说的西洋现在叫印度洋。
1405年，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
他率领的船队有两万多人、两百多艘船，其中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约合长150米、宽60米，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学校操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船。
明朝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是中国古代造船业的顶峰。明朝的造船技术在当时遥遥领先于世界。只不过因为海禁政策，航海业、造船业逐渐萎缩，造船技术也没了发展，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郑和浩浩荡荡出使西洋各国。挨个国家进行访问，代表大明皇帝对他们表示问候，赠送礼品，邀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
他第一次出使到达越南、斯里兰卡、印度等国，航行“十万余里”，历时两年。
郑和在明成祖时期六下西洋，到过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一些南亚国家。在明成祖之后进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到达了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但是不幸的是，郑和在这次回航时得病死了。
郑和七下西洋“为明初盛事”。其实何止明初，整个明朝都没几件能拿出来吹牛的事。郑和下西洋算一件，《永乐大典》算一件，都发生在永乐年间，也就是明成祖一朝。
不过，郑和下西洋作为海洋探险意义重大，作为促进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之举意义非常有限。
明成祖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当年下令“禁民下海”，要求民间“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也就是不适合海航的船。禁海令严重阻碍了中外的民间交流。郑和下西洋之后并没有带来中外交流的高潮。
郑和七下西洋其实只是明朝官方的经贸之旅。郑和的宝船载满中国的陶瓷、丝绸和铜币去海外换购明朝宫廷所需要的香料、染料、奇珍异宝、奇禽怪兽。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对国内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益处，相反是有害的。